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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太子李承乾重生逆袭改变命运的故事！主打男主成长、父子亲情向
天之骄子为何‘倒行逆施’？
李承乾最早暴露出的“叛逆”倾向，是以“阳奉阴违”的形式出现的。
“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旧唐书》）
我们直观地去理解它，很容易理解，就是淘气小孩畏惧家长责怪，人又聪明，所以很会忽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偷偷地维持自己的快乐生活。
这个简单的行为体现了一种潜意识，就是“做人”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本质概括来说就是在世俗评判体系里保持一个“面子”。无论“里子”如何，“面子”一定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得不面对“被定义”。
而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对一个人的定义是用他人来完成的。孔孟之道中，“他人”才是永恒的主体，一个人的定义由众多来自于外界的伦理关系、社会信条、他人评价来构成，却唯独缺少了这个人自己对自己的定义，也就是少了个体的“自我”。儒家文化是没有“自我”的。
对于李承乾来说，他身处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身处于封建社会结构中，“君”和“父”的对他定义、“天理”和“道德”对他的评判，这两种层面上的定义对于他的立身之本有绝对的决定权。所以李承乾出于畏惧李世民也好，出于屈服于礼教对太子的规训也好，本质上是他畏惧被世俗评判体系否定，因为否定之后紧随着的往往就是惩罚。
注意，这个惩罚绝不是指某一次责罚那么简单的。这里的惩罚是整个评价体系对于违背者毫不留情的剿杀，是对这个人做人根基的根本威胁。这种惩罚带来的，是对一个人生存条件和人生价值的践踏和毁灭。对于太子来说，最直接体现这种惩罚的就是“失权”。太子失权，意味着他整个的人生意义——“做太子”被拿掉了，他的人生都会随着失权而沦为一堆无意义的废墟。他失去的不只是“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而是作为社会人的一面的彻底坍塌、彻底抹杀。他将失去来自外界的积极认同，会被这个世界所鄙弃。
所以，李承乾的潜意识里是恐惧被否定、失权的。他每一次恐惧“犯错受责备”，看起来并不是大事，但其实和他对“被否定、失权”的恐惧是同构的，因为对“被否定、失权”的恐惧是他恐惧受责备的根源。
虽然他恐惧，而且他的自我在定义权上面是被动的，但是，他的自我需求毕竟也是实实在在存在呀。他的聪明，让他采用“阳奉阴违”方法来应对个人需求与他人需求的矛盾，也因此，阻碍了他被评价体系的彻底规训和异化，这为他后来更激烈的反抗埋下了伏笔。
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他在这种状态下，又往哪个方向发展了？
先看“面子”方面。李世民对他的面子是给予了正反馈的。李承乾写的治国策论，三页纸，被李世民拿去给大臣们炫耀，评价其：“深得经邦之要也。”李承乾监国的能力也被李世民肯定，评价为“颇识大体”、“颇能听断”，并且放心地给予了他很多监国机会。这种正反馈下，李承乾是会骄傲、舒心的，这是一种心理机制上的给予和奖励。
再看“里子”方面。李世民对李承乾的各种德行有亏是给予了负反馈的。这些负反馈包括但不限于：斥责、对贬斥李承乾的臣子的鼓励、表现出对其他孩子的偏爱、不屑一顾的冷暴力。这种负反馈下，李承乾是会受挫的，这是一种心理机制上的剥夺和惩罚。
如果不把这些作为教育范式来衡量，也不去思考李世民的出发点是不是好的，单看这种“对待模式”本身的形式：在“被优待”与“被劣待”的起伏之间，李承乾的自我认知状态在不断被“调教”，每一次调教本质上都是对这个评价体系本身的内化和加强......是不是与PUA的原理非常相似？
为什么像PUA呢？因为李世民对于李承乾的规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直接参与干预，而是假借他人之手干预，并且他自己总是直接给出定义（评判），而不是建议（改造）。这种不定期出现的定义，在李承乾的行为认知逻辑中并没有充当“引导”，而是充当了“判决”。它所加固的不是父对子的教诫，而是君父对臣子的绝对定义权。
这种PUA模式训练了李承乾对君父定义权的臣服和依赖。正反馈是萝卜，负反馈是鞭子，他的定义以及定义背后的“存在安全感”被牢牢绑定在这样的正负反馈过程中，使得李世民的反馈与李承乾的潜意识恐惧——“被否定被夺权”形成了强捆绑，最终导致他活在患得患失之中。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泰的野心和竞争”形成了一个外于李承乾个人矛盾，真实存在于权力竞争场域的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威胁有玄武门事件背书，有“掌握绝对定义权的君父”产生了“废立之心”的各种疑似证据的加持。
李承乾对君父定义权的臣服、李泰的存在和竞争，都是对这种定义权所造成的压迫扭曲的加强，最终让李承乾彻底地从各个层面上滑向对“被否定”及“失权”的极度恐惧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分析出：李承乾的倒行逆施有两个层面的动因。
第一个层面，是由于世俗评价体系对他不利、倾向于否定时，他按照“礼教”、“君父”的期待来做事的动力坍塌了。换句话说，装面子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不用再装是一种解脱。但是他又不具有积极的自我动力，于是他就会自甘堕落、自我放纵。自甘堕落是“失去世俗评价体系的正面反馈”的结果，而自我放纵则是他建立消极自尊、发泄压抑的自我需求、反抗世俗评价体系的渠道。
第二个层面，倒行逆施是人在恐惧对事情失去控制时想要找到控制感的应激反应，他的“倒行逆施”是在“行使权力”、“发泄权欲”，因为他恰恰恐惧的就是失去这个权力。
李世民和李承乾父子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一：李承乾缺乏安全感
李承乾缺乏安全感，有四个层面。
第一，他渴爱。他缺乏从幼年时期为他建立安全感的亲密关系。
李世民在秦王时期无可奈何的父职缺位造成的结果是：李承乾的亲密感和安全感最初一直由长孙皇后完全提供。而长孙皇后早逝后，他无法再获取来自父亲的亲密关系，因为李世民给他的父爱比起常规的父子亲密关系，更像是君王对储君的规训。后来李承乾到哪里寻求亲密关系呢？称心。‘称心’称的是什么‘心’？是自我的建立，是亲密感的需求。而最终，称心被君父的规训杀死了。一个缺乏父爱提供的安全感的太子，在夺嫡风波中的安全感一定远低于拥有父爱提供安全感的李泰，这也是李泰比李承乾表现得更镇定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沟通模式的恶性循环。
李世民给予李承乾的处境可以用两个比喻来描述：“权力上惯坏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隶”。权力上的惯坏，体现在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训总是以“回避”、“间接”、“沉默”的方式出现的。他身为最有强力打压李承乾滥用权力的皇权所有者，却偏偏在这件事上选择迂回。迂回的结果是，约束反而更加激发了李承乾的逆反，权力滥用非但没有被遏制，甚至在李承乾心里得到了一种“能奈我何”的激励机制。精神上的放逐体现在李世民只做审判，不予“修剪”和“培植”，甚至放任不管，冷眼旁观（这个当然也常被解读为惯孩子）。这种“放逐”关闭了孩子在他的“正确路线上”蹒跚学步的机会，而只是“犯错便惩罚”，宛如管理“奴隶”般简单干脆。而致命的是，这两种模式互相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权力上越惯坏，越倒行逆施，越精神上被放逐（被冷落），越权力上被惯坏......再加上李泰的从中作梗，恶性循环愈发难以被打破。
第三，是足疾折损了李承乾作为“天之骄子”的骄傲。
在早期史料中，李承乾的意气风发之态是十分耀眼的。
“皇太子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阐法。有令。召法师慧净。开法华经。又遣道士蔡晃。与师抗论。晃问。经称序品第一。未审序第何分。净曰。如来放光现瑞。此其序也。第者为居。一者为始。晃曰。第者弟也。为弟则不得称一。言一则不得称第。两字矛盾。何以会通。净曰。向不云乎。第者为居。一者为始。先生既不领前宗。谬陈后难。便是自难。何成难人。晃乃请为重释。净谓其愚迷不领。锉折数番。晃蒙惭而止。皇储怡然大笑。合座欢跃。令曰不图法乐以至于斯。净频入宫闱。抗论无碍。寻下令曰。慧净法师。名行著闻。请为普光寺主。道俗归敬。仆射房元龄。太常褚亮。尤所敬重。”（《历代编年释氏通鉴》）
而足疾这个不完美因素，在很重礼仪体统的古代一定会对储君产生不小的坏影响。
第四，是客观存在的夺嫡之争。这个绝对是热点话题，网上讨论无数，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承乾自己对于自己的不安全处境是具有十分明确的自觉的。这是政变败露后李承乾回应李世民的话：“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新唐书》）
李承乾的这一段自白表现出了他的犀利与敏锐，他对自己的困境具有清醒的认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能力从其中超越出来。
根源二：畸形的环境导致他无法成长
这个小节是从上一节：“安全感”深入，然后发散出来的。在讨论这个小节的内容之前，必须要分辨一个事件，以明确为什么“无法成长”这个根源与“安全感缺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望。”遂命草诏，谓侍臣曰：“其辞乎？”皆曰：“徵昔为侍中，卒以退让，储傅之重，恐必不当。”太宗曰：“徵识吾此意，将不固辞矣。”及诏下，拜为太子太傅，公自陈有疾，太宗谓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忠正以为辅弼。昔周幽晋献废嫡立庶，有国行此，国必危；有家行此，家必败，如汉家几废太子，赖四皓来助，乃始得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如公疹病，可卧护之。”公乃就职。”（《魏郑公谏录》）
李世民在李承乾威胁感极大的一个时候——“内外庶僚，咸有疑议”时，做了一个极有深意的举动：把魏徵遣傅皇太子。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行为、政治手段，但是它最终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个人愚见，这是因为李承乾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场夺嫡的政治博弈中，与其说他是基于政治规则和博弈手段在进行夺权，不如说他本质上一直是作为儿子在争取父亲的支持和认同，并通过争取这个得到父亲“奖励”给争宠获胜者的皇权。在他发觉“他自救必须要从根上反抗”从而策划政变之前，他和李泰的夺嫡之争一直都是“争宠”行为，他们固然有在朝廷中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拉帮站队，但是李世民对朝局具有绝对压倒性的把握。这一点和李世民作为军功集团话事人与实权皇帝李渊进行的长期政治博弈与最终的流血政变是有本质区别的。
李承乾没有成为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治国优秀，其实本质上是他凭借天资，对父亲的循规蹈矩的模仿，和“评价体系”规范后的结果。他始终在重复小时候被摆布的生活模式，而这是因为他在畸形的环境下成长，从来没有机会建立真正的自我。
为什么说李承乾的成长环境是畸形的呢？
李承乾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爱缺位，在自我认知的第一阶段，他没有得到同性别的父亲给他的“男性成长”的体认反馈，他得到的，只是母亲给他的关于怎么做一个男人的规劝。而随后，他在一个自我认知倾向于模糊的状态下，被强迫灌输着圣贤之道，被当作一个拥有成熟社会定位的成年人来期待。最可怕的是，当他越来越大，在建立成年人的社会定位的过程中，他却持续被当作一个“不道德的主体”来看待，处处看管，被一群人严苛贬斥，动辄得咎，像对待一个孩子。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君父的要求，是“严父”，是“公大于私”，是“先君臣而后父子”。这导致了身为“封建君父天花板”的超级合于古代社会期待的理想君主李世民，在做教科书极的君王的同时，给予了李承乾教科书极的培养范式。
古代严父的“严”往往表现为用“严”逼迫后代顺应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李世民的严表现在对李承乾的高要求和苛刻审查方面。李世民的严和他作为皇帝的公心是分不开的，他必须培养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必须达到他的要求，这个继承人不可以不能干，不可以不仁厚。所以，李承乾如果不符合他的期望，他是一定会给予负反馈的。
当然，我们看待李世民的教育范式需要辩证地看待，不能只看一面。我们熟知的李世民其实是个有名的溺爱孩子的“慈父”，具体的史料非常丰富，这里不作列举。李世民的慈表现为他的“同理心、包容心”、“物质上的极大支持和关切”、“对储君独立性的尊重”、“对好成绩的不吝赞美”等等。比如，他能理解太子为什么犯错，因为太子长在深宫，不识民间疾苦，这是非常客观、唯物的归因，也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包容。比如，他屡次曲里拐弯地通过臣子来监督和约束李承乾，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更接近李承乾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他刻意地培养储君的权威（当然了，这个方式的副作用非常之大）。比如，他夸赞和肯定李承乾治国理政的优秀总是公开的、及时的。比如，他为承乾所做的那么多次夸张的祈福活动。最后，当然还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双标：谋反案从犯全部处决，主犯流放，主犯死后废朝，葬以国公礼。
所以，评价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育方式时，如果你说他是完全的“渣爹”，那肯定是不公正的。李世民对李承乾的爱、关注和投入并不少。但是你要说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育已经“仁至义尽”了，又显然是对李承乾的不公。因为李世民的教育方式具有很多的不合适。不幸的是，李世民对李承乾的“爱”和“不合适”，通通成为了逼迫李承乾走向悲剧的催化剂。他的教育方式，恰好对于李承乾的处境来说是致命的。
李承乾得到的教育范式像什么呢？这里不恰当地类比一下现代的家庭：好像是孩子要啥给啥，物质极大丰富，让孩子建立了孩子王的权威。但是，孩子走歪了就砸钱让家教劝，而家教只是来上班的，家教取悦的对象是家长，家教只能输出，来获得尽职尽责的美名和加班费。而家长做的是对孩子输出负反馈，使孩子暴露于威胁感中——唯一实现自我的“孩子王”身份被剥夺的威胁。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李承乾的处境是“权力上惯坏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隶”。
“惯坏”使得他无法因为独立接受来自现实的惨痛教训而真正成长，“放逐”使得他无法通过接受父亲的政治实践，建立成熟政治家的认知体系和实力而成长。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他在世俗定义权的统治下是没有“自我”的。
“自我”又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认知。李承乾的自我定义从来就是“被决定”的、“被塑造”的，他少数几次自发自觉地“自我建立”最后都支离破碎了。因为他没能冲破世俗定义权对他人格建立过程的统治。与他形成对比的恰恰是他的阿耶李世民。李世民是有自我的，“威凤”就是他的自我。李世民是强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但这种差别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李世民生逢乱世，且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在乱世中建功立业，李世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极其复杂和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度过的。根据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人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稚嫩”向“成熟”前进，通通都是亲身在实践中完成的，实践可以让其到达事物本质的、全体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实践让一个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建立自我并且实现自我。而李承乾不具有这样的实践机会。一方面是他的实践在阿耶的庇护和强制规训下只能被困在“模仿父亲”的阶段，一方面他在世俗评价体系的统治下难以萌芽和生长他的自我人格。
综上所述，畸形的环境导致他难以成长为“人格独立”、“认知体系成熟独立”、“拥有牢固实践模式”的政治家。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他到最后依然是个没有建立自我的孩子，活在童年模式里。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李承乾从未真正“长大”，从未“脱离”和“打倒”世俗定义权对他的统治，就连最后，最具有反抗意义和“自我建立”意义的政变规划，都是以一种天真的模式进行的。到最后，面对千古一帝，他都只是一个忍无可忍的胡闹的孩子。
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如何才能化解？
所以对于这对父子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和解呢？根据上文的分析，我认为，关键在于让李承乾树立自我，并且从自我生根，推翻“世俗评价体系”对其的绝对定义权，树立安全感。
而“树立自我”和“获得安全感”的标志也并不在于索求所谓“父亲的偏爱”（与青雀争宠），或者争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功夺嫡），而是在于李承乾完成“精神弑父”。
注意，这里的精神弑父与西方理论中说“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必须要完成精神弑父”的逻辑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文明和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矛盾与古希腊等古代西方不同。关于这两种“弑父”模型的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实在内容太过庞大，这里不做展开，这里主要解释一下李承乾的“精神弑父”是什么含义。
李承乾的“精神弑父”并非必须要他在精神上弑杀他的阿耶，甚至相反，他想要走向和谐的自我人格成熟之路，他反而必须站在阿耶的肩膀上。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李承乾是可以对“君父的定义”进行和平解构的。中国文化的“儿子继承父亲”、“儿肖父”式成长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儿子取代父亲”。这种中庸之道体现在：儿子崛起，父亲退休的过程中，儿子是通过征服“星辰大海”来夺取“父亲的绝对定义权”，而不是“毁灭父亲的全部力量”。
其次，客观地、唯物地考量一下李承乾建立自我的实践——政治实践，就会发现，他父亲作为人类历史上都绕不开的一座丰碑，他不可能不站在这座丰碑上，来获取超越时代的高度和广度。
因此，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的化解的前提是李承乾在精神上毁掉“来自于君父的定义权对其人生意义的绝对统治”。他必须把被定义的模式彻底推翻，转而面对世界，建立自我作为衡量的标尺。像他的父亲李世民一样。
只有当他能像他的父亲李世民一样，获得人格上的成熟，甚至伟大的升华，他与他的父亲才能真正拥有人格上的平等交流，也因此他们之间才能拥有真正纯粹的相知的父子之情。因为他们可以站在差不多高的位置看待世界，也因此方能理解彼此。
那个时候，他仰望他的父亲，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在仰望一个英雄，而不是恐惧的孩子在畏惧统治他的权威。他敬爱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政治理想的储君在仰望封建史上最值得以完美来形容的帝王，而不是仅仅崇拜和贪图其皇权。他乐意接受父亲的教诫，哪怕是极其严厉的，是一个强者胸怀远大、自我批判的结果，正如他的父亲需要贤臣犯颜直谏一般，绝不再是弱者对定义权的卑微臣服。只有如此，来自于唐太宗的教诫才不再是“否定”威胁，而是对李承乾自我建立和理想实现的最强辅助，是上苍赐给一个未来帝王的最好的礼物。这样的话，才会得到最完美无缺的happyending。
参考资料：
[1]旧唐书
[2]册府元龟
[3]资治通鉴
[4]新唐书
[5]帝范
[6]贞观政要
[7]历代编年释事通鉴
[8]魏郑公谏录
[9]社会心理学第8版
[10]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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