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 2）

“你再说一遍！”

李世民的目光倏然透出一阵令人透骨生寒的威慑力，语声变得沉而缓，比起方才脾气上来的恼，此刻显然是被真正触到了逆鳞。

多年沙场上焠砺出的气势，更兼天子之怒，眼前的李承乾竟然仍不惧怕。

上一世谋反而不死，自然是十足地有恃无恐。更何况即便是死，他死过一次，早已不怕了，甚至有些渴望。

他迎视着陛下的眼睛，声音反而更大了，字字清晰：“臣请废太子之位！”

眼前的陛下猛地扬起手，旋即硬生生停住，没有掴下来。

奉命去取刑具的内侍回到了馆内，瞧见近来从容自持的陛下露出那样可怕的脸色，不由一怔，口中呐呐道：“陛下......”

李世民站起身，伸出手：“全都出去！”

“是！”内侍赶忙趋近，将手里那柄长长的戒尺——其实也就是细长微厚的竹片呈上，然后同一众仆婢逃也似地出了芸馆的门，顺手将门合上，守在门口，等候着不久后将奉宣来见陛下的中书令和吏部尚书，以免二位大人直接撞见不该撞见的场面。

李承乾跪直上身，迎视着面前的陛下，似乎并不惧怕那柄戒尺随时落下，在自己身上制造一道深红色的板痕。

“你还要胡言乱语吗？”

李承乾不答。

李世民浓眉一展，语声却冷厉：“你再不知错，就要承担代价。”

李承乾一副铁了心肠的模样，垂下头，声音平静得没有起伏：“臣资质愚钝，实在难承宗庙之重……”

“好。”

对着幼子的脸，自然下不去手。李世民转到李承乾背后，抬起戒尺，挟着风声的一尺立时狠狠挥下。

风声骇人，李承乾不由缩紧了身子，闭紧眼睛，只等这一下将他打昏过去。但巨大的疼痛竟然没有如预期般落下来。

戒尺终究没有挥落到幼子那面单薄的脊背上去。李世民看着犹在发颤的太子，将悬停在半空的戒尺丢在御案上，发出‘哐当’一声。

李承乾已惊出了冷汗，猛地睁眼，心中不由百般不是滋味。

若换成自己，是万万不可能收得住这震怒的，可身后这个堂堂执掌天下的皇帝竟然能收得悄无声息。

那么大的权力，那么高的才略，那么强的个性，他为什么可以克制得住自己？甚至在这样占理的情况下，他还能克制得住脾气。

他为什么不肆意？为什么不专行？为什么不为所欲为？

李承乾自心底涌起一股恼怒，也许因为自惭形秽。

“大唐有陛下，幸之甚也！幸之甚也！”

上一世贬弃黔州的途中，山野、林间、水上……他瞧见过无数的人，也因此听见过无数次这句话。

农夫、军士、商旅，无不称颂大唐陛下的英明仁厚。

贬黜之后，他虽已身败名裂，余生灰暗，但自知是被逼至此，究竟还存着几分“成王败寇、自怜自哀”之心，作为平阳之虎的自尊。

可这些话……却连他仅存的自尊和自怜也无情打碎。

是了，大唐百姓，谁不庆幸贞观之治？谁不拥护天可汗？这使他这逆子犯臣显得愈加不堪，像是龛中金像上面所蒙的肮脏灰尘。

没有人比这个人更适合打他，没有人比他更应当被这个人打。

那些“哀哀黎庶”必定也是这样想的。

馆外内侍通报：中书令、吏部尚书求见。

“太子言行无状，罚回丽政殿告罪思过。”

潦草的处置，将这场荒唐的冲突强行收拾了过去。

太子走了，内侍开了门，着紫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走入参见。

李世民点手示意二人坐下，似乎轻叹了一声，摇了摇头。

房杜二人分坐于地图两侧。房玄龄才坐正，便望向李世民皱起的眉头，余光也扫到了那柄胡乱躺在书案上的戒尺，犹豫了一下，缓声道：“太子年幼，难免顽皮，陛下消消气。”

李世民看着他的贤相平和如湖面的神态，语气中不由带了几分自嘲：“你是不是想和朕说‘鞭扑之子，子不从父教’？”

房玄龄张口，旋即像是想到什么，一时滞住，没说出来。

杜如晦看了看他，又看向李世民，开口道：“臣方才见，太子殿下举止不失储君风范，对臣见礼时，不见狼狈之色，极为自持。这些特点都像陛下您呐。”

房玄龄这才点点头，接口道：“常言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正因陛下以身垂范，教导严格，太子才有这样的气度啊。”

李世民无奈一笑：“好了，我们谈正事。”他缓缓踱向房杜中间，“朕在考虑各地恢复义仓。”他一边走一边垂眼看着地图，“戴胄的主意我已经看了，很好，账面也很明白。”

房玄龄思量着道：“义仓是隋时就有的制度，可是因为处置不善，粮仓充盈却饿殍遍地，非但难以解民倒悬，反而成为了隋朝的催命符。当年的刘武周，就是以‘百姓饥饿待毙、官府闭仓不顾’为契机造反，开仓赈济，一呼百应，可见弊政之巨。”

李世民点点头，“殷鉴不远...现各地旱涝灾害未平，百姓穷苦，义仓牵系灾民，办好义仓就是维护了国之根本。”他说着，轻轻仰起头，眼中光芒乍现，“隋时是国强民弱，贞观，要国强民强！”

杜如晦精神一振：“要国强民强，首要便是分析隋制的弊病，才能规避其害。”

房玄龄接住他的话，开始分析：“隋时制度规定，开仓赈济灾民的权限很高，地方官员恐于获罪，要等候敕令，这么一等就把什么都耽误了，所以第一弊病在于法规制度的不合理。”

李世民望向房玄龄，目光中闪烁着励精图治的决心。

房玄龄与那样的目光一触，不由涌起一阵意气，略作思索，便将胸中丘壑不疾不徐地道来——

“其实这法规的出现原也是为了效率。义仓源于社仓，社仓是民众的公有粮仓，丰年积，灾年赈，由参社之民共同管理，官府只是维护而已。既然是民间自治，那情况自然是良莠不齐，其秩序的建立来自于地方族群内部的治理关系，而不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

“后来朝廷出手，统一接管，将社仓改为义仓，其秩序就要建立在官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上。这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官府的信用能不能平稳地代替民众对于自治组织的信任？换句话说，是民众怎么看待义仓？第二，这涉及到权力的变更，就必然涉及到利益的争夺。为了不被损害利益，百姓们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预防的，这些手段很多都与义仓的长远目标相悖。第三，也就是吏治。隋时腐败严重，拖垮了治理效力，而且助长了官民之间的敌对。”

议论至此，已经非常明白了，房玄龄从容收尾：“所以，到最后，义仓的管理愚弱，根本达不到目的，朝廷的应对之策就是提高其管理权限。权限放到了更高层，固然指挥力量更强硬，可是程序越来越麻烦，效率越来越低，导致了制度与民需脱节。”

语声落下，响起了掌声，是杜如晦。他一面鼓掌，一面笑着看向陛下。

李世民也颇有赞同之意地点头：“玄龄分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