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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鹿鸣塔

分类：其他类型作者：都那琪字数：4万字标签：鹿鸣塔,都那琪更新：2023-09-12 12:27:45

《星》来源于“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月》与《夜》延续了这句话的内涵，仰望太阳过久，切记要在学校外墙上挂满的一幅幅凡·高的画作里镇定片刻。这些文章整体上幻想的成分较多，除了《19号的6 ...

我被引到二层走廊底左手的一间屋子后，这位女士就离开了。屋子有四十多平米，深棕色木地板，走上去咯吱咯吱。屋子是八九十年代的装修风格，有一圈浅棕色木质墙裙，发黄的墙上有不少原先挂件的印子。窗户朝南，光线很好，满鼻子木头和书的味道，却不见一件家具和一本书。我于昨天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短，就是让我尽快到信里所写的地址，署名蒋凝，日期是2009年4月9日。我几乎用了五分钟时间来确认蒋凝是谁，他知道我的地址却从没有联系过我，真是有点过分。这幢楼位于景山后街的一条小胡同里，我向开门的女士说明来意，她便带我来到这个房间。她告诉我蒋凝先生已经过世了，先生嘱咐她在他过世后的第十天寄出那封信。我回忆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时间是2009年7月11日。

虽然信里以及这位女士没有告诉我额外的信息以及关于让我来此的目的，但房间里的布置尤其摆放在南面墙壁中间的保险箱所呈现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蒋凝的去世在他这个年纪是早的，也就比我大六岁，我记得我们站在酒店门口的时候问过他的年龄。他的年龄之所以好记是因为他出生在1949年。

屋子里除了保险箱外，就是墙上挂着的十幅达利的仿作。房间布置得过于“精致”，没有书柜，没有写字台，没有报纸与书籍，意味着只需将注意力放在这几幅画上就可以解开密码（试想过用过世之日作为密码，但我立即放弃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后来也确实如此，我用了不到一刻钟就知道了答案，当从保险箱里取出他留给我的东西后，我把这次他设计的解密过程称作温暖的回忆。

1983年4月，我即将结束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学术访问准备回国。在返程的前两天，我接到使馆同志的通知，让我陪同一位叫蒋凝的博士去采访一位西班牙国宝级人物——萨尔瓦多·达利。不久，蒋凝打电话给我告知第二天上午采访的地点和时间，并让我在晚上九点前准备几个备选问题。这个采访是在中国与西班牙建交十周年背景下的众多交流活动之一，但说实话，我对西班牙的了解就是斗牛、火腿、圣家堂，除此之外我的工作重心在于西语的文学世界，包括塞万提斯、博尔赫斯和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风头正劲的马尔克斯。不过，我还是了解一些毕加索和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因为他们的名气大到无法忽视。我返回到学校的图书馆，找到《隐秘的面孔》等书和几本达利的画作集，在空中楼阁里敷衍了一个荒唐的问题，并用学校的电话告诉了蒋凝。我没有因为准备得不认真而感到不好意思，毕竟我知道我在这次采访中的角色只是个翻译。

第一次看见达利的眼睛，发现在其锐利的眼神中多了半分黯然，犹如日月同在的天空，嘲谑世界的梦幻之火也减弱了炽热。上车前，蒋凝告诉我达利此生唯一挚爱的妻子于去年离开了人世。这也难怪，车子里充满青春海风的气味却没有掩盖住他眼角流露出的苍老。也就是那次短暂的拜访之后，时不时地有关达利的新闻出来我便会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

房门左手的第一幅画是《燃烧的长颈鹿》（1937），中间女人的身体上有八个抽屉，与原画不同的是在抽屉的旁边都被标注了时间，虽然我不太清楚每个时间所代表的意义，但知道这是达利粗略的大事记，应该也是蒋凝埋下的线索，从最下面的抽屉往上：1904年，达利出生于西班牙的菲格拉斯；1927年，达利带着《菲格拉斯少女》（1926）这幅画第一次拜访毕加索，这是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第一次见面，正如毕加索看到画后久未评价，达利在开口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也是长时间的沉默；1929年，达利与加拉相识，从此他们相爱终生，直至1982年（倒数第二个抽屉）加拉去世；1931年，《记忆的永恒》这幅惊世之作在皮埃尔·科尔画廊展出，我在这间屋子的最后也看到了这幅作品；1989年，达利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而剩下的1934和1945暂时让我卡了壳。在剩下屋子里挂着的八幅画中，我相对熟悉是《血比蜜甜》（1926）、《内战的预感》（1936）和《圣安东尼奥的诱惑》（1946）。

蒋凝的样子看起来有点疲倦，满头的灰白色卷发，圆形黑框眼镜，刚刮过的络腮胡子透着一层青。我们生怕迟到，都比约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了新岸酒店。酒店一片安静，估计酒店内外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一会儿有位大人物要来。七点四十五，达利还没有出现，于是我和蒋凝移步到门口等待。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块面包掰开一半，递给也没来得及吃早饭的蒋凝。蒋凝告诉我昨天深夜他接到一个苛刻的通知——此次访问只能提一个问题。可以理解这是达利独特的个性，经过他们几个同事的讨论，最后蒋凝还是建议采用我提交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研究西方美术史的学者们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况且非常符合达利一贯的天马行空。八点二十，一辆红黄宽条纹相间的大型老爷车驶进了酒店门廊，蒋凝拽着处于愣神中的我在副驾驶工作人员的示意下匆匆坐在面对达利的第二排。随后汽车驶离了酒店。

“这是公开的，不过仍是个秘密。”身着白呢套装，脚上一双白皮平底鞋，在车子行驶了五个街区，他声音里带着几年后我才了然的情绪开始解释那个我误打误撞的问题，“从《记忆的永恒》这个作品发表以来，一直存在的固定理解是对于时间流逝的无情和厌恶，其部分的理解是对的。究竟背后如何做出了这样的表达却一直没有揭开。我从二十年代开始尝试用“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作画，我忘了确切的日子，就是那天工作产生的“后遗症”一直存在于今。大家认为画中软表的形态是我天才的想象，然而却是亲眼所见。正如你们问题里提出的表中时间的差异，也无误地在我身上流转。我的思维和意识从那天开始就永久活动于一个权且叫七点的世界，这里可以自由联想，信马由缰，没有矛盾和逻辑，没有条条框框的因噎废食，是一个散漫瑰丽的地方。我从七点看向六点那头笨重的躯体，受尽了规章制度和新陈代谢的约束，无数的人间法则和自然气候钳制着行走的每一步。七点世界中的物体从我六点的眼中来看，是扭曲和夸张的，我不得不使用六点世界的手如实地勾勒出眼中接收到的画面。就是如此，我亲爱的中国先生们。”

这时车已经停在了马德里当代艺术博物馆，待我们下车之时，达利叫住了我们。他随手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只钟表，然后揉作一团再展开：“瞧，就是这么简单。正如我高高上翘的胡须作为七点时空的象征必须要在此世矗立在艺术的前沿。”

我客观地翻译给蒋凝，也不知道他如何理解和如何交差，在博物馆的门口我们告别了彼此。

1986年的暑假，我终于完成了那年从西班牙带回的《百年孤独》的翻译，这部著作着实熬神。收尾那天的傍晚，若有所失的我在回忆书中最后一章里的一句话时，突然意识到或许我们都忽视了一个惊人的巧合。《记忆的永恒》中描绘的挂在树上的钟表和被蚂蚁啃噬的红色钟表，正如梅尔基亚德斯在羊皮卷卷首提要中记载着的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于是我大胆地认为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前一定研究过这幅画，且将画中的内容衍化为整个故事的框架和背景，而画中那块类似中国“太岁”的无规则物体则被隐喻成赋予孤独内涵的马孔多小镇。现在我站在这间屋子的最后一幅画前，重新感受着画中的凄凉与寂静，不知不觉地也唤起了同样在达利语气中隐藏的孤独情绪。

到目前为止，除了《燃烧的长颈鹿》有一些线索之外，其余的信息一无所获。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蒋凝作为美术史的专家，不可能让我这个绘画无知者去做相关专业知识的拆解，这里面的关键信息一定存在于我和他有交集的那两个小时中。不出所料，采访问题里的关注点成为解锁的钥匙——在我面前的这幅《记忆的永恒》中，原画指在七点的那块钟在这里指在了六点。我看了第六幅《圣安东尼奥的诱惑》后旋即折返到《燃烧的长颈鹿》，找到从下到上的第六个抽屉旁边标记的1945。随后我发现这间屋子里所有的画只有一幅是达利于1945年创作的，而这幅画——《面包篮》（1945）让我顿时明白蒋凝的心思，同时也让我肯定答案就是它（密码：627323，面包bread在中文九键拼音中输入为27323）。蒋凝记得那天所有的事情——采访的问题和分给他的早餐面包，他生生地把我拖入了1983年4月那个上午的回忆中。我打开了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了一张字条和一幅画：字条上写着——愿与你在七点的世界重逢；而我吃惊地发现这幅画竟然是当年我们下车前达利在餐巾纸上画的那张。

2010年，中国终于获得《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授权。衷心希望达利的梦幻世界和马孔多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读者延续那段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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