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13节（2 / 2）

　　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所用的旗帜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铁血十八星旗”；后来又改为代表汉（红色）、满（黄色）、蒙（蓝色）、回（白色）、藏（黑色）的五色旗代表五个民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旗。孙大总统却坚决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他提请参议院复议的咨文中曾列举如下的理由：

　　贵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本总统认为未可遽付颁行。清国旧制，海军以五色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满清之国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礼。五色旗用意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之类。且既云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天日之旗为汉族共和党（注：即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人用之于南方起义者十余年，乙未年陆皓东身殉此旗。……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临时参议院认为青天白日旗仅是同盟会一个党派所制定，不能代表全国，而五色旗已经为武昌革命军所采用，就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因此该院仍然决定以五色旗为国旗，而将青天白日旗改为海军军旗，并将武昌革命军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规定为陆军军旗。

　　兴中会早期曾用过红、蓝、白三色旗，红色象征“流血以求自由”，蓝色代表“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说明“人心皎洁而互爱”。三项意义表示“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色旗不久即为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第30章 北方的革命活动

　　革命军中虽多数存在妥协意念，可是还有一部分是坚决主张把革命向北方推进。第一次是在辛亥年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北方革命同志准备在北京发动军事行动，由于杨度和汪兆铭的疏通，据说袁世凯已答应响应。其计划是于初九日晚由革命党在北京鸣炮，并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发难，袁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以南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子袁克定率三千兵攻东华门以响应革命党。到了九日晚革命党人依计划发动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这时果然见到一支军马来迎，革命同志以为是袁克定来接应，不料竟是军警探谍，四面包围，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这第一次举义便失败了。

　　十月十一日，汪兆铭于天津意大利租界寓所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汪任支部长，并组织暗杀队，汪自为队长。汪和武昌首义的同志没有什么联系，武昌方面这时已派了胡鄂公为鄂军政府驻北方全权代表，主持北方革命。汪既以同盟会北方支部长为号召，而革命同志很多不满意汪和袁勾结，所以和胡鄂公商量，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于天津，分设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总指挥处。十月二十四日又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组织北方革命协会，这时汪兆铭已去上海。十月二十八日革命同志在任丘、雄县揭竿而起，被当地驻军击溃，殉难志士有耿世昌、冯杰、戴国栋、李启明、郑玉成、罗子云、刘长雄、马荣华、赵世铎等百余人。这是第二次举义。

　　十一月十四日（即民国元年1月2日）滦州驻军三营宣布独立，举第二营营长王金铭为滦军都督，第三营营长张建功为副都督，第一营营长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毓崑为参谋长，先后通电致袁世凯，表明共和主张。电文：

　　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之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民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有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有军人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袁世凯接获滦州独立的警报，乃派开平镇总兵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进攻。至二十日张建功的第三营内变，滦州遂告陷落，王金铭、施从云、孙谏声、陈涛均奋战死难。这是一次最严重的损失，因为孙谏声、陈涛都是北方同志中的佼佼者。孙、陈在这次战斗失败后，单骑驰入敌阵，横枪四射，遇者披靡，及至弹尽力竭，遍体创伤，犹大呼革命万岁，清军嫉恨之甚，竟于死后剖破其腹，肢裂其体。这是第三次举义。

　　南京革命政府成立后，北方革命党人更趋积极，由钱铁如、蔡德辰、熊得山、罗明典等联络北京、通州一带毅军各营，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民元的1月9日）起事，不幸因接济未到而展期。通州方面系由蔡德辰主持，机关设在王丕丞家，不料有余临江向清军告密，招引毅军围搜王宅，王家父子三人王丕丞、王洛增、王斌及蔡德辰、杨兆麟、雷竹村、张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殉难。这第四次举义的计划亦告失败。

　　通州革命机关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民国元年1月3日）被破获的，北京同志正准备召开会议商讨补救办法，恰因同志罗明典、张先培得到一个消息说袁世凯将于第二天早上上朝，于是钱铁如、张先培、傅思训、罗明典、郑毓秀等十余人遂集议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除去革命的真正障碍。讨论结果，分四组进行：第一组张先培、傅思训、许同华、黄永清、陶鸿源等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黄之萌、李怀莲、李献文、萧声、薛荣在祥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钱铁如、曾正宇、杨禹昌、覃秉清、邱寿林等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大街之间。当时东华门、王府井军警夹道林立。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刻，袁世凯乘双马车出东华门，过东华门大街，向外务部新衙门前进。张先培自三义茶叶店楼上看到袁的马车到了面前，乃扔下一个炸弹，怎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爆炸，这时袁的马车已到达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乃各掷一弹，其中之一竟炸中了马车，弹发车覆，当场死马车夫一人、护卫管带袁金镖、护卫排长一、亲兵二、马巡二、路人二、骑马兵三。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徘徊的钱铁如和第四组乘马车的吴若龙、罗明典、郑毓秀闻炸弹声，遂以手枪和炸弹威胁沿街夹立的军警。

　　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有命运，袁世凯这一时期实在是黄金时代，遇事逢凶化吉。他的马车虽被击中，他却只是被扔出车外，未受丝毫伤害，卫兵们立刻扶袁改骑马逃出炸弹的浓烟，袁并于马上下令还击和搜捕。这时张先培见袁上马，乃冲向前，欲以手枪击袁，还没有发枪，袁的卫兵却已射中了张的前额。张于是跌倒地上，黄之萌赶来救援，两人在马路中间和袁的卫队互相枪战，而袁则在其他卫队的护卫下，安全逃走了。接着大批军警赶至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余人。当天晚上就由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有七个人由外国新闻记者出来保释，只有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执行枪决。被保释的七人据说是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

　　袁遇刺未中，想不到却帮了他的大忙。因为在此以前，由于革命军有愿推袁为大总统之议，满族亲贵都骂袁是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袁曾和清廷说革命党已大批潜入京师，亲贵们都说这是袁挟革命党以威胁，不予置信。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于是才相信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大忠臣，同时也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已大批潜入京师了。

　　袁被刺未死，另一个满族亲贵良弼却被刺而死。良弼是清朝末年亲贵中唯一有才识的军事人才，他是日本士官生，最后的职务是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禁卫军虽由光绪和载沣的兄弟载涛统率，可是载涛胆小如鼠，因此良弼便以第一协协统兼任禁卫军训练总办，实际是这支皇族卫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袁世凯再起组阁，入京后其第一个手法，就是要把清廷这支武装力量夺过来，如此才能迫使清皇室就范，自己才可为所欲为，所以他建议请皇族统军南征，吓得那位禁卫军统帅涛贝勒慌慌忙忙辞去了禁卫军军统。袁偷偷地好笑，于是从从容容地把心腹的大将冯国璋从汉口前线调回，让冯接替载涛的职位，统率禁卫军。冯虽然担任禁卫军军统，可是实权却仍抓在良弼手上，良弼在禁卫军的基础已很坚固，他不只不买冯的账，而且对袁世凯也不满意，他自认是清室的保护者，有监督袁阴谋叛逆的责任。

　　当袁在东华门被刺后，他就借此机会向清廷要挟，一方面请假不上朝，一方面逼清廷宣布退位，否则便要辞职。良弼这时便挺身出来，主张隆裕太后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皇族的战斗内阁，派铁良南下统率清军，以不受袁的北洋系牵制。袁世凯这时的实力比良弼当然大多了，他要对付良弼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不愿蒙谋杀满人亲贵的罪名，于是乃采取借刀杀人、移花接木的妙计。这时恰巧汪兆铭由上海回到北京，他便对汪暗示：清廷退位已无问题，目前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只要除了良弼，一切便水到渠成。汪得到这个消息，便去天津，在天津遇见了旧友黄树中。黄自谋刺摄政王失败，坐监获释后，就改名黄复生。汪劝黄去杀良弼，给了黄一张奉天讲武堂总办崇恭的名片，要黄持崇恭名片去见良弼。黄复生自己不愿往，但答应物色一个“荆轲”。汪走后恰巧彭家珍访黄，彭是四川人，以前在东北军当过军需，辛亥革命后，他听到四川同乡程德全做了江苏都督，就专程南下访程。程都督知道彭对东北人地熟悉，就派彭为“东北招讨使”，叫他仍回东北策动当地军队起义。这时他正从南方回来，路过天津，便道访问也是同乡的黄复生。黄把汪来访的意思告诉了彭，彭很激动，自愿担任荆轲，他讨了崇恭的名片到了北京，找到了光明殿胡同良弼的住宅。民国元年1月26日，良弼退朝回家，彭家珍迎了上去，出其不意对良弼扔了一个炸弹，彭自己当场被炸死，良弼炸断了一条腿，当场重伤，第二天也死了。

　　开国时的革命志士多是血性男儿，只要有一个任务，牺牲自己的性命是毫无所惜的，彭家珍烈士和刺袁世凯殉难的三位烈士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以后都卜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

第31章 军心摇动

　　北方革命运动蓬勃后，对清廷来说，威胁已经很大了，可是更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军方，军心不稳，统军的将领也表示了主张君主立宪的意见，这真是严重的打击，加诸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廷。

　　1月22日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报告所部多有与革命党勾通，共和思想已不可遏，无长久维持之信心。电云：

　　昨夜四镇参谋忽电传来谓施统带云：二营目兵鼓噪特甚，求立即调往后方，以免意外。一、三营亦有染等语。今晨陈统制来，求即调开，有刻不容缓之势。询其所以，吞吐不言。瑞见其情急，当准将该标调至李家寨，即派员密访情形。据称：该标目兵已与革命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侧闻共和思想，近来将领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征之今日事，益信其然。但瑞职责所在，惟有旁引远喻，力为维持，未知能持久否？惟十九标又去，力益单弱，彼若环攻，惟有尽其力之所有，成败利钝未敢料也！祺瑞。歌。

　　1月23日段祺瑞再致电清内阁，以民心、军心趋向共和，已与各路将领熟商，拟即联衔，陈请代奏。文曰：

　　恭读上月初九日懿旨，政体付诸公决，以现在人民趋向，何待再卜，不禁涕泣久之。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且兵无饷补，饷械俱匮，战守无具，败亡不免，稍一迟回，东、皖、豫亦无完土，即皇室尊荣，势必因之而减，瓜分惨祸，将在意料之中。我辈死不足惜，将何以对皇室？何以对天下？已与各路将领熟商，始则责以大义，令其镇静，而竟刺刺不休，退有后言。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各路将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十九标昨几叛去，业经电陈，是动机已兆，不敢再为迟延，拟即联衔，陈请代奏。

　　1月26日清内阁以徐世昌、袁世凯、冯国璋、王士珍四人名义电告段祺瑞等，请勿轻举妄动。文曰：

　　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道义不存，秩序必乱，不为南军所俘，便为乱军所胁，利害昭著，万勿误歧。我辈同泽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务望转请诸将领三思。涕泣奉复。昌、凯、璋、珍。

　　同一天，由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电曰：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敬请代奏事：窃维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改共和政体。其皇室尊荣、及满蒙生计、权限各条件：曰大清皇帝永传不废；曰优定大清皇帝岁俸，不得少于三百万；曰筹定八旗生计，蠲除满、蒙、回、藏一切限制；曰满、蒙、回、藏与汉人一律平等；曰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曰保护一切原有私产。民军代表伍廷芳承认，列于正式公文，交海牙万国平和会立案云云。海宇闻风，率土臣民，罔不额手称庆，以为事机至顺，皇位从此永保，结果之良，轶越古今，真国家无疆之庥也。想望懿旨，不遑朝旭。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静候新政之成。惟念事变以来，累次懿旨，莫不轸念民生，惟国家利福是求，惟涂炭生灵是惧，既颁十九信条宪法，誓之太庙，又允召集国会，政体付之公决，可见民为国本，宫廷洞鉴，具征民视民听之所在，决不难降心相从。兹既一再停战，民军仍坚持不下，恐决难待国会之集，姑无论迁延数月，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必无定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即此停战两月之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彼则到处勾结土匪，勒捐助饷，四出煽扰，散布诱惑。且于山东之烟台，安徽之颍、寿境界，江北之徐州以南，河南之光州、商城、固始，湖北之宜城、襄樊、枣阳等处，均已分兵前逼，而我皆困守一隅，寸筹莫展，彼进一步，则我之鲁、皖、豫即不自保，虽祺瑞等公贞自励，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特捐躯自效，徒殉愚忠，而君国永沦，追悔何及？！甚非所以报知遇之恩也。况召集国会之后，所公决者，尚不知为何项政体，而默察人心趋向，恐仍不免出于共和之一途，彼时万难反汗，是徒以数月水火之患，贻害民生，何如预行裁定，示天下以至公，使食毛践土之伦，歌舞圣明，零涕感激，咸谓唐虞至治，今古同揆，不亦伟哉？！祺瑞等受国厚恩，何敢不以大局为念？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渔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以期妥奠群生，速复地方秩序，然后振刷民气，力图自强，中国前途，实维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这封电报可以说是清廷让国的催命符，是徐树铮的手笔，由段祺瑞分别通知各将领同意后列名。最初42人，后来增至47人，为当时公开发表电文时之名单。至2月2日，伍廷芳得唐绍仪转告段祺瑞复电时，又增王怀庆，并附告张怀芝、徐邦杰亦复电同意，遂为50人。

　　主张共和之清军50将领名单，据伍廷芳2月2日之电报所载：

　　唐绍仪君电询段军统联名赞成共和诸将领姓名，兹得复电开列于左：署理湖广总督第一军总统：段祺瑞。古北口提督、毅军总统：姜桂题。署理两江总督、长江提督：张勋。察哈尔都督、陆军统制官：何宗莲。副都督：段芝贵。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倪嗣冲。陆军统制官：王占元、陈光远、李纯、曹锟、吴鼎元、潘榘楹、孟恩远。总兵：高金叙、谢宝胜、王怀庆。参议官：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陶云鹤。参议官：徐树铮。炮队协领官：蒋廷干。陆军统领官：朱泮藻、王金镜、鲍贵卿、卢永祥、陈文运、李厚基、何丰林、张树元、马继曾、周符麟、萧广传、聂汝清、张锡元、施从滨、萧安国。营务处：张士钰、袁乃宽。巡防统领：王汝贤、洪自成、高文贵、刘金标、赵倜、仇俊图、周德启、刘洪顺、柴得贵。帮办天津防务：张怀芝、正定镇徐邦杰亦同意，复电迟，故未列云云。特为转致。

　　伍廷芳电告所列的将领名单计50人。除王怀庆、张怀芝、徐邦杰系增列，又王占元、何宗莲、张士钰、姜桂题、倪嗣冲五人复段祺瑞电较迟，除去此五人外，即为最早所列的42人。列名的著名将领中少了一个冯国璋，冯因为攻下汉阳后，清廷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时他又刚出任禁卫军统领，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列名通电。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这一来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因此可把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朝不保夕，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

　　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时，王公亲贵到的寥寥可数，只有代表袁世凯的赵秉钧如时而至。隆裕向着赵哭说：“赵秉钧呵，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

　　原来袁世凯自从1月16日被刺后就称病不入朝，派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代表他参加御前会议。19日，赵在御前会议时提出一个办法，要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另组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当时清王公都默默无语，少年亲贵则坚决反对，尤其是良弼。这天，赵秉钧竟然站起身来，大声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既然御前会议都不能做决定，内阁也只好辞职了。”他说完便气冲冲、满面怒容地往外跑。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退席，吓得隆裕脸都变色了。

　　赵秉钧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是袁世凯手下一个怪角，他这时扮演的，是《三国演义》上的华歆，任务是逼宫。他姓赵，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他名秉钧，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涵义，他的排行是老大，他的生辰则是甲子年正月初一子时，是岁首的第一时，一切都是第一。读者请想想，天下真有这么巧，样样都第一的吗？其实，他生于何方？父母姓甚名谁？何时呱呱坠地？他并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时候，是在河南临汝县的一家富户做书童。由于他为人伶俐，长于机谋，后来竟给他爬到典史，由典史而同知，由同知而道台，由道台而巡警道，由巡警道而民政部侍郎、尚书，一路扶摇直上，官运亨通，成了袁世凯的密探部主脑，当时的北洋军人都呼之为赵大哥而不名。他自号智庵，俨然认为自己是袁的大智囊。赵大哥的“逼宫”好戏一直唱了好多天，在良弼遇刺和北洋军通电后的第二天，赵在御前会议见到隆裕太后痛哭，赵大哥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下朝后，京畿营务处的要员雷朝彦（震春）陆郎斋（建章）等都迎上去问消息，雷问：“大哥，今天的戏唱得如何？”赵连连摇头说：“难过，难过，这种戏不是人唱的！”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赵秉钧则不断逼宫，因此一再催促袁世凯销假视事，1月29日袁再托病不肯入朝，其奏文曰：

　　臣久患心跳作烧，及左腿疼痛等症，无暇静养，迄未就痊，因近日谣讹纷起，未敢再请续假，勉为支撑，稍安人心。日前闻军心渐多动摇，异常焦灼，连夜不寐，心跳益剧，头眩尤甚，而腿疼迁及腰间，步履尤为不便。奏传今日召见，仍难驱叩宫门，谨恳格外施恩，赏假二三日，以资调养。所有下情已嘱国务大臣胡惟德代奏一切。至军队赞成共和，实由于湖北党人多方煽惑，已由臣迭发电信，剀切解劝，当不至遽与革命军联合。近议国体一事，已由皇族王公讨论多日，当有决定办法，请旨定夺。臣职司行政，性遵朝旨。现遵旨与伍廷芳仍商国体公决变通办法，今日停战期满，昨电伍廷芳托词延宕，亦未显与决裂，而徐州、颖州均已开战。臣才力短浅，奉职无状，悚惶待罪。谨奏。

　　清廷在接到段祺瑞等前线将领所发的通电后，为了缓和及安抚，乃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其实这时隆裕太后已毅然决然付袁以决定大计之权，不过二三近支王公仍多方留难，所以段等的通电发出后一个星期，清帝退位之诏仍未颁布。

　　民国元年2月4日，段祺瑞、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铸、鲍贵卿、李厚基、马继增、周符麟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专向少数王公说话，措词更为激烈，并以即将率全军北上相恫吓。电曰：

　　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钧鉴：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危迫，四面楚歌，颖州则沦陷于革军，徐州则小胜而大败；革舰由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则许之；登州黄县独立之影响，蔓延于全鲁；而且京津两地，暗杀之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是陷九庙两宫于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困兵燹冻饿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请代奏。

　　2月6日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他们手足无措，战战兢兢，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兵真的北上，则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拟就赞成共和的长电一通。

　　在这期间，北方的革命志士仍坚决主张把革命行动在北方贯彻，也反对利用袁世凯推倒清廷。2月6日晚间，北京有同志打电话到天津，报告清政府已决定于2月10日退位。这个消息使天津方面的革命同志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用妥协换来的和平是虚伪的和平，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便一日得不到保障。2月7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协会会员易宣、阮琴风不肯接受同志们的劝阻，由天津到唐山，想赴锦州做最后的奋斗，不幸他们到了唐山，踪迹就被暴露，追踪的侦探向他们开枪，互相枪击中，这些志士都壮烈牺牲了。

　　袁为了压制北方的革命活动，在清室宣布退位后，乃给汪兆铭20万元，叫他到天津解散所有革命机构。汪在2月21日到天津，在北洋医学堂召集北方各党团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各小党一律解散。参加各党派的成员，除同盟会外，一律资遣回籍。这一措施激起了各党团的公愤，有人把滦州殉难七烈士的棺材抬出来陈列于天津车站，以反对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