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7（1 / 2）
转眼间，时间进入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吹遍了神州大地，吹进了黄龙县也吹进了枫林镇的王家铺、廖家湾这种小村庄。改革开放对这些小村庄最大的改变就是各个公社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改变就是农村人口开始流动起来到发达的沿海城市务工。
村主任王子成在广播站广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村民的都是一头雾水，只有少数看报纸的早之前就大概有所了解。但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自己身边落实，还是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满怀期待的，有迷茫的，也有怅然若失的。满怀期待的一般是平时勤奋劳作的农民，他们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最后却要跟着大伙吃大锅饭，努力得不到回报让这批人渐渐丧失的对生活的热情与期盼，听说以后土地承包各自种各自的田地，让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激情，他们自信给他们一两年，他们能够让家庭面貌得到很大的改观。怅然若失的往往是在村里在公社有个一官半职的，这类人平时手握着权柄，在村里在公社有着分配资源的权利。听说家庭承包之后大家都各搞各的，资源不再统一由村里分配，他们手中的权利自然也就缩水了一大半。迷茫的那批就是属于对政策了解不透彻，内心没有做好接受新事物的准备，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村、组）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它是中国现阶段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承包经营集体的土地和其他大型生产资料（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到农户经营），按照合同规定自主地进行生产和经营。其经营收入除按合同规定上缴一小部分给集体及缴纳国家税金外，全部归于农户。集体作为发包方除进行必要的协调管理和经营某些工副业外，主要是为农户提供生产服务。
这个制度开始也是发源于一个叫小岗的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3年1号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
改革开放对农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放开人口流动，不愿意留在农村从事耕作的青年大批的涌入沿海发达城市务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优先保障工业发展和城市就业，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曾对进城农村劳动力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步步敞开城门、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环境、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鼓励他们融入城市。
70年代开始，GD省广州市和若干其他省市就试行亦工亦农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不转户粮关系，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尽管人数有限，为期只有短短数年，但可以看作是当代农民工的雏形。1980年后，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地区迅速崛起一批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民工，形成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波高潮。
1981年末，黄龙县县高官张经天，与广东DZ市厚街镇劳动服务站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厚兴制衣厂同意接收200名来自黄龙县的女工。这是黄龙县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向广东进行劳务输出，也是全省甚至全国较早的成建制有序输出。
得知广东招工，尽管家人不舍，但是为了以后的发展，金城还是让艳兰报了名。做体检、选学历……接到录用通知时，艳兰感觉“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那一年，黄龙县第一批1000多名女孩报名闯广东，最终只有200人被选中。
1982年初春，地里的油菜花开始绽放。艳兰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同村几名差不多岁数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她们的目的地是广东DZ市厚街镇的厚兴制衣厂。家里以当地嫁女儿的方式，给艳兰弹了一床新棉絮，金城把家里仅有的70元钱塞到她手里。离别的汽车旁，父母和女儿们哭成一片。
此前，艳兰最远只到过离家20公里的黄龙县城。黄龙县距厚街900多公里。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艳兰刚上火车就被挤丢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生产队队长满强一把拉住，才没与队伍失散。车厢过道里水泄不通，连座位下都躺着人。姑娘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她们与亿万中国农民工一起，将书写改变自己与中国命运的崭新历史。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永不言弃，是中国农民工的本色。大批具有高中文化、意气风发的农村青年，为了理想，奔向四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主力。改革开放，让中国农民工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参与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陆续涌入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这一代农民工主要依托亲缘、地缘关系，以自发方式外出，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往往从事苦、脏、险、累的体力活。挣钱回家是他们打工的主要目的。
能出去闯荡的已经到外面广阔天地去打拼了，剩下在家的就是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从分产到户后，大家积极性明显就不一样了。之前反正都是帮公家干活，有责任心的会尽职尽责，没责任心的呢，就是浑水摸鱼，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几个真正为公家的事情劳心劳力费劲心思。现在分产到户就不同，不努力就会要饿肚子，要想把日子过好，就要比别人更加发狠。
王书求家因为人口多，分到的田地也多，为了把粮食庄稼种好，老三老四老五都跟着父母亲一起下地干活，老七就用背带背在背上。新华从上次参与修建大桥得到锻炼后，手艺基本就可以出师了。可是学徒出师后的出路在哪里，确实困扰了新华。有句俗语讲，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有的学徒就算出师了也会一直跟着师父干，一直到师父干不动了再接手。而有的徒弟出师了就马上在周边跟师父竞争。
铁匠行带徒弟遵循老传统，有着“一师带二，三年届满，学不会挑被走”的说法。意思是一个师傅只能带两名徒弟，学业限定三年，学不会也就是三年。新华算学的比较快的，本来早就可以出师了，但新华却仍然打算跟着金城在铁匠铺干，金城劝过几次，让他自己自立门户，为这事金城跟书求也讲过几次，他是不想耽误新华了。奈何新华一直不松口，最后决定再留在铁匠铺帮师父干两年以报答师父的教导之恩情。
眨眼之间两年时间也到了，这次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人口流动起来，手艺人有了更多的机会。铁匠这个行业可以分为行炉与定炉，定炉即铁匠铺、行炉即流动铁匠炉。这里面有个行规，就是干流动营生的铁匠炉，不能到有铁匠铺的地方去干活，这就是说不能“砸场子”、抢生意。有一句顺口溜说，风吹一炉火，锤打四方财，说得就是流动打铁的人。
新华跟家里商量着自己想弄一个流动铁匠铺，到各地去流动打铁，这样一是可以避开跟师父的竞争，另外艳兰和身边有一些同龄人都到外面闯荡了，他也想到外面去走走看看。
在师父金城和家里的帮助下，新华置办了一套流动打铁的工具，风箱、烟煤炉子、铁砧子、木墩、铁锤，这些工具都挤在一辆手推板车上另外再带上一些简单的行李，咣咣当当，顺着高低不平的乡间小路，走街串巷，将自己的手艺带到各村各户。新华每天推车自己的家当挨家挨户地询问有没有什么新的家什要打，有没有旧的犁头要重铸，耙耖的铁齿是不是少了，要不要加上新的，锄、锹、镰刀等要不要加钢？……其实谁家的农具没个坏的时候？一般进村之前新华都会在村头打听一下本村有没有铁匠铺，有的话就会绕开这个村。这是几千年这个行业的规矩，尊重本地打铁匠，不抢生意不砸场子是这个行业最基本的准则。
眼下正春耕农忙的时候，也正是耕作工具发挥作用的时候，家里有新打制耕作工具需求的，或者家里有需要修复的工具的，都在为如何修好它们而焦急，都盼着这些流动的铁匠铺的到来。
如果接到了活计，新华便在村头或村中找个合适的地方，多半是在树荫底下，或是一块平坦的地方。搬出工具，砌炉架砧，有条不紊，把场地给搭建起来。春耕农忙这个时节各家等待修理的农具着实不少，都堆放在一边。这样，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每天从清早到傍晚，“呼哒、呼哒”的风箱声，“叮当、叮当”的大小铁锤敲击声，便不绝于耳，为平静的小村增添了许多生气。村上的大人、小孩是多半要来此看个热闹的，大人一边拿起刚打好的镰刀试试锋口，又拿起锄头掂掂份量，一边和新华聊天拉家常。孩子们则躲在大人身后看那彤红的炉火上飞出的火星，一点点的火红上升飞散，又不见了。孩子们仿佛害怕烫着，想靠近看个仔细，又惊叫着逃开。手中不停忙碌着的新华，脸上的汗水和灰尘混合在一起，被炉火一烘，成了大花脸，一下子就把孩子们逗乐了。他们有的调皮地跟新华比划着，做着鬼脸，新华不气不恼，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这时，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很高兴。露天铁匠铺给他们带来了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乐趣。直到把家家户户的农具都收拾停当，钱货两清，新华才拆炉装车，告别村里的人，又移到另一个村上去了。
临走前，新华照例要挨家挨户辞行，感谢照应，感谢茶饭招待。村上的人觉得新华手艺不错，把农具整修得到火候，工钱也公道，也多会说些客气话，欢迎他们下次再来。新华出来之前金城就把流动铁匠铺在外面该注意的事项交代过一遍了，尤其强调的就是出门在外，为人要和气，礼数一定要周全，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自打出师后，新华愈发成熟稳重。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成年男子，有自己的事业，家里有父母还有几个弟弟要照顾，自己马上面临着要娶妻成家。考虑事情也更加周全，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艳兰出去打工后，让他能更加冷静全面的考量自己和艳兰的关系。经过自己多次内心的审视，他发现对于艳兰他更多的是兄妹情，一直以来他也是把艳兰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般看待。只是双方年少，荷尔蒙上升，双方都没能正确的审视这段感情。
艳兰刚去广东那会，隔三差五就给新华写信。刚出门在外思乡情绪格外浓烈，她出门第一天就想家了，想爸妈想妹妹们更想念新华哥。所以写信成了她排解思乡情绪最好的方法。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那个无论如何都快不起来的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青年男女不安分的青春骚动如何传递？父母子女之间难以割舍的亲情如何诉说？除了笔墨书信，别无他选！这就是八十年代。
每一次给家里写信，艳兰都会郑重其事地铺开信纸，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近况和对父母家人的问候对新华的思念，小心翼翼地叠好信纸装入信封，再在信封上认认真真地写上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家庭地址和亲人的名字，最后贴上一张8分钱的邮票投进绿色邮筒，如果怕丢，可以再加2分钱寄挂号信。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漫长的等待和期盼了。一旦哪天收到来自家里的回信，看着家人那半页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读着：家里人都挺好的，不用多挂念，你好好工作，有什么难处就写信......这样的话，心里总是暖暖的。
这些以信为媒，传递真情的美好，与如今的电话、微信、视频相比，虽然时效性差了很多，可那种写下、寄出、等待的过程，显得那么的庄严，那么神圣。我相信，关于写信和读信的美好体验，经历过的人都有同感。只可惜，如今速度太快，一条微信，就能表达爱意，一个电话，就能听到声音，少了等待、期盼和回味的刻骨铭心，便淡了几分真情。从前，花8分钱，走半个月的书信，虽然速度很慢，但写信时很认真，拆信时很激动，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宝贝，读到的每一句话，都会心动。如今，一切都匆匆忙忙，生活中缺少了些许期待，生命中丢失了些许欣喜，情感来的快，去得也快，有时甚至来不及留下任何可供回味的蛛丝马迹。
信中艳兰会详细记述每天发生的事实，自己的工作内容，新认识的朋友，厂里的一些新鲜事。新华也会回信，他的回信更多的是安抚艳兰思乡的心切以及叮嘱她在外照顾好自己。有时铁匠铺忙或者家里农活吃紧的时候，也会忘记回信。这时艳兰就会连续几封信过来催促，甚至有些责怪的意思。再后来建华支起流动铁匠铺后，长期在外流动出摊，收发信都不方便，跟艳兰的信件来往也就断断续续。再后来艳兰在那边也渐渐习惯，交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生活，跟家里写信的频率也没那么频繁了。但每次跟家里写信都还是会询问建华哥的近况，并要求爸妈看到新华的话一定要新华记得给她回信。
新华仍旧每天推着他的行当走街串巷，活多的时候一天忙下来晚上倒头便睡了，活不多的话他也乐于穿梭在各个不同的乡镇村庄，见证不同的风土人情，有时歇歇脚跟附近的村民聊聊天听听家长里短，也很有意思。
这天新华推着车到了黄龙县与安宁县搭界的一个村庄。两个县城中间隔了一条春陵江，江的东边是黄龙县，西边是安宁县。两县之间没有桥梁可过，只有一个渡口，平日里两岸的人员流动全靠渡口的一艘渡船。由于离县城较远，到一河之隔的对岸罗渡镇赶场成了金招村400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延续的习惯，金招渡口的渡船便承载了当地百姓往来的生活。
这个渡口叫金招渡口，因为渡口和渡船都是对岸安宁县金招村的，所以渡口名字也是以对岸的村庄命名。金招渡口在解放前号称万人大渡口，特别是在每逢3、6、9赶场的时候，过江的人就像电影院散场一样，源源不断的朝码头涌来，当时万人渡江宏大场面至今仍给不少人留下来深刻的印象：在春陵江边上，16艘渡船一字排开，每只渡船最多能载客113人，不停的往返于两岸之间。赶上旺季，16只渡船从早上开始就不停摆渡，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渡3万人过江。当时每人次过江的费用是3分钱，渡口一天的收入都能达到1000多元。解放后，两岸的集市取消了，过渡的人便急剧下降，最后就仅剩这一条渡船。渡口和渡船也都收归公社，变成了公益出行。
这天的春陵江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浓雾之中。以船为家的谢庆墩，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简单的洗漱后，老谢穿上外衣，戴上红色袖套，开始了等待第一拨过河的村民。
7点刚过，还没有叫船的客人，河面静悄悄。谢庆墩在那只供平常饮食的船里，用晒干了的包谷棒引燃蜂窝煤炉子，点火烧开水。那口被烟火熏得浑身黢黑的铝锅，已伴随谢庆墩在船上度过了四个年头。
“谢师傅！过河哟！”
“哎——来啰！”
岸边，传来过河人的吆喝，老谢一边答应，一边把柴火拨弄了一下，说把早上的活路忙完了，水也就开了。
走出船舱，老谢跳到了另一只崭新的船里——这条船，才是渡船。老谢熟练地把船靠到了码头边。与往常一样，第一拨渡河的有两个人，一个外出喝早茶的村民，另一个是到河对岸太源井上班的工人。两人上船后，老谢手拿蒿杆，轻轻一点，再往河底一撑，船头哗啦就掉向了对岸方向。放下蒿杆，老谢那双沾满油污的粗壮大手，熟练地摇起架在船头的船桨。桨叶拍打着平静的河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在静静的河面回荡——谢庆墩一天的渡船工作便在晨雾里的哗哗声中开始。
到达河岸，等客人下船后，老谢没有片刻停歇，立即空船返回。
第二拨渡河的是村里的三个学生娃娃和两个卖菜的菜农。三个娃娃都在河对岸的罗渡小学。这三个学生娃娃，也是老谢一天中渡船上最重要的乘客。老谢说，“如果没得意外的话，我都要等三个娃娃齐了才开船，尽量不让他们迟到。”
从第三渡开始，过河的村民多了起来。这些人大多是挑菜到河对岸赶场的菜农，老谢一边划桨，一边在说笑声中叮嘱船上的客人坐稳站好。等到把第三拨客人送到河对岸、人们挑上担子上岸后，渡口再次恢复平静。
忙完了头三渡，过河的人稀少了。此时已是早上8点钟。锅头烧的水早已沸腾。老谢舀了一瓢开水，泡了碗冷饭，就着咸菜，胡乱地刨了几口，这就是老谢的早饭。
常年的水上生活，让老谢养成了和别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晚上，最闲。为此，每天做晚饭老谢都会做足一整天的饭菜；早上最忙，他就用开水把头天做好的冷饭冷菜泡热就吃；中午抽空煮上一盆闷锅饭，就着剩菜也能凑活一顿。
到了县城的边界，新华也想到邻县看看，说起来自己出来这么久好歹也算走了黄龙县了。新华把车推到渡口，渡船刚好停靠在这边，谢庆墩看到新华一个人推着板车过来就开口道：
“小伙子，赶时间不？”
“不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