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那些特别的日子（2 / 2）

遇到这些人我就用一双眼睛鼓得大大的瞪着，感觉那会我的眼睛都瞪的发绿了。

1959年冬天，粮食彻底没有了。

放学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人在彭家坝上歪歪倒倒的走着，走着走着就躺下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我们还会说：“唉唉，你看你看，这个人不会动了。”

乡政府在我家不远的水田坝成立一个临时病房，把病人背到那里，治疗的方式就是给点饭吃。

我母亲因为把仅有的一点吃的都让给我们，已经饿到脱相快不行了。

我大姐回去跟姐夫说了，姐夫是工人，每天能有一碗干饭，是蒸笼蒸出来的饭，姐夫中午领到饭，端着碗就赶快往回跑，跑到我家饭还热热的，赶紧叫我母亲吃了，母亲把这碗饭吃完，眼见着人就好转了，但全身还是肿的不像个样，后来送我母亲在那个临时病房去住了几天，很快就可以走路了，我们把母亲接回了家。

到现在我看到剩饭还是舍不得倒，因为我经历过一碗饭可以救一条命的年代，知道粮食是多么宝贵啊。

1960年，说来也奇怪，那时候种下去的明明是苞谷，长出来的却是蒿子，长得比人都高，苞谷苗根本看不见，更不用说结什么苞谷了，种的蔬菜也都趴在地下，不往起来长，种什么都不行。

夏天的时候，稻谷刚长出谷穗来，蝗虫常常铺天盖地的一来一大群，乌泱泱的所到之处稻子的叶片和谷穗全被吃的干干净净。那时候都说人定胜天，每次来蝗虫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就来请学校帮忙，学校就停课组织我们去田里捉蝗虫除害，我们每个人都用桐子叶编成个小兜，戴上大草帽，从稻草上一只只的把蝗虫抓进小兜里，装满了就倒在地下用脚使劲的踩，瞬间就流出浓绿的汁液，气味很难闻，是腐败的烂草味道。

我记得秋天播种的时候，工作组的要求是要在地里撒上一层厚厚的麦种，说是这样才能保证高产，监督的人总嫌我幺娘撒的不够厚，对我幺娘一顿拳打脚踢。

我的一位姨夫来到我们家，大食堂虽然还在，但只提供清水一样的稀饭，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碗里给他舀一点。

住了几天后，我母亲说：“请你还是走吧，这样下去我害怕把孩子给拖垮了。”

我姨夫就走了，他身上藏着沉香，原本打算走到高处的山上换点粮食，可那时候粮食比什么都金贵，沉香再好也没人愿意换，姨夫走到蔡家山那个半坡就没了。

母亲听说了很后悔，对我们说：“早知道出去就走了，不如留他多住几天。可我实在没有办法，他是个大男人，你们几个孩子还得要活下来，没有办法呀。”

我姨夫的两个儿子来了，但也没力气把他们父亲背回去，就在半坡掩埋了，直到后来日子好些，才把他挖回去埋在了梧桐坝的老家。

那时候没有大人的小孩就送到镇上或县里的孤儿院，也幸亏有这些孤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