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那些特别的日子（1 / 2）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在不断的长大，社会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一些新词不断涌现。

最先是开始砍伐，几天功夫一片片翠绿的青山都变成了光头。

我们学校也没能幸免，原本学校一直被参天大树环抱着，从外面根本看不见，但仅过了一天的时间，那些大树全被砍倒，整个学校显露了出来。

沙田堡新建了一个什么厂，凡是带金属的地方都要敲下来，箱子，柜子，包括门上的，敲下来集中起来拿去炼什么，那个厂附近堆了很多很多的大树。

我母亲被指派到山那边，一个叫板千的地方，她们都是些出身不好的女人，住在窝棚里不让回家，她们的工作就是砍柴烧炭，说炭是要拿去炼什么的。

因为担心母亲，我只要有机会就跑去看看母亲，陪母亲住一晚，第二天才回家。

1958年，我们开始吃大食堂，放学后都直接到大食堂吃饭，吃完饭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去给大食堂背煤炭。

一开始搞得很火热，每天都有干饭吃，基本上都能吃饱，我们一个个干瘦的脸变得红润起来；但后来就变成了米粥，量也少了，要自己从家煮些野菜什么的掺和进去，才能勉强吃饱；再到后来米粥变成了清汤，大家把能吃的树叶、能找到的野菜根都吃了，还把苞谷杆什么的泡烂后做糊充饥。

学校组织我们去风门头背白沙泥，又名观音土，是一种白色黏土，一块块用背篼背回学校交给食堂，结果我们集体便秘，学校发现问题很严重就不准我们吃了。

那会有一个叫廖光斗的光棍，是伙食团团长，这个人特别地坏，我们去打饭，本来是一勺稀饭，他给我们半勺或小半勺，每次他给我打饭时候，我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他，他就不敢给我太少，而我二姐胆子小，每次能给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当我二姐可怜巴巴请求说：“廖三哥，你再称一下吧，我的饭怎么才这么一点点。”

他就伸出勺子从二姐碗里再舀走一些，碗里基本就不剩什么了。

一位姓苟的炊事员，我们喊老苟，她男人是生产队队长苏环昌。

她实在看不过去，挺身出来骂廖光斗说：“你这个背时的东西，你让娃还活不活了？”

后来我就拿一个大盆子，把家里几个人的饭一起打，轮到我时，我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他，他才稍微要好一点。

那时的我已经具有反抗精神，人也长大一些有点力气了。

面对欺负我的人，我说:“你们无缘无故凭什么欺负我们，我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