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100节（2 / 2）

　　北京孙中山先生、天津黎宋卿先生勋鉴：共和肇建，已十三年，追维缔造之初，同负艰难之责。乃自创始以迄于今，国困民贫，兵多法敝，独居深念，寝馈难安。因此不辞劳怨，不避艰险，暂膺重任，冀尽我心。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现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如因事不能列席，即乞迅派全权代表与会。民生憔悴，国势凭陵，忆当年袍泽之劳，动此日缨冠之念。想我公必具同情也。至国民代表会议，应由全国人民公意组织，以符主权在民之意。合并附陈，统希赐复，无任企祷。祺瑞。

　　同日段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电云：

　　上海唐少川、章太炎、岑云阶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爱护民国，休戚与共，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于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另电致王士珍等，电云：

　　北京王聘卿、汪精卫、黄膺白、熊秉三、赵次珊、胡适之、李印泉、潘力山、乌泽生、刘慰斋、杨畅卿、邵次公、彭临九、李伯申、汤斐予、林宗孟，天津张敬舆、严范荪、梁卓如、朱桂莘、杨邻葛、饶宓僧，上海王竹村、杨沧白、褚慧僧、虞洽卿，香港梁燕孙，诸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段并电致各省区法团云：

　　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暨各省区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均鉴，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下列各团体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善后会议现定于二月一日开会，望即迅速赴京与会，并盼将赴京人员姓名及行期先行电告为盼。段祺瑞艳。

　　孙中山一直反对召开善后会议，认为善后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国是的机构，所以在段祺瑞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发表一项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的召开不能赞同。

　　国民党的宣言如下：

　　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公布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而先以预备会议，以议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开日期、选举方法等。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为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各政党。国民会议之构成分子，与之相同，惟选举方法及人数，较预备会议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披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积极。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条件，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归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大限度之让步。二十九日，临时执政府之复电，对于此两条件，未能容纳，而本党总理卧病未愈，未能亲决庶务，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凡读本党总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复电者，当知此议决实为本党必然之结果。惟本党尚有当郑重为临时执政府暨国民告者：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之复电，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坚决态度，一方表示对于临时执政府相当让步之精神。本党仍守此坚决及让步之旨，务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现，以为解决时局之最高机关。本党惟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观厥成焉。

第220章 废帝被逐出宫

　　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1924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囚，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因此必然地要对清宫采取行动，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20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好做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20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40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会议毫无结果，只决定了一点，叫陈宝琛跑出宫外找庄士敦，去外国公使团寻求支持，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陈宝琛出去不久，40分钟限期已到，鹿钟麟的兵士已经哗噪起来，君臣们相对毫无善策应付，这时鹿钟麟已在宫门外准备了五部汽车，溥仪夫妇和绍英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细软先逃命要紧。君臣们狼狈地走出宫外，鹿钟麟上了第一部 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去德胜门内，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

　　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溥仪被逐出宫后，清宫遂遭洗劫，元明以来三朝御府珍储、十代帝后珠玉宝器，以至三代鼎彝图书、九州百国上贡方物，稀世之宝全部被冯军满载而出。当运载这些宝物出宫时，街上戒严清道，汽车往来搬运历六天六夜。

　　虽然站在民国的立场，对废帝溥仪的这样处置是无可厚非的，但故宫中千百年来的举国珍藏遭到掠夺，却不能不说是历史文物的一大浩劫。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为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察照！

第221章 张作霖入京出京

　　13年11月2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先一天奉系大将李景林率部到北京预为部署，李景林这次战功显赫，他首先进入天津，把降奉的直系大将王承斌号召旧部所成立的二十三师全部缴械，王逃到天津英租界避难，通电辞职。李景林到北京后，气焰甚高，将所部分驻城内外重要据点，接着郭松龄也带了一团精锐部队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张学良则带了一个营进驻城内顺承王府，这个王府就是张作霖在北京下榻之所。

　　奉军源源开入北京，压迫国民军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张作霖入京后戒备森严，他对部下表示根本对冯玉祥不能信赖，同时也瞧不起冯。

　　传说冯玉祥到顺承王府见张时，行了叩拜大礼，并和张学良结了把兄弟，这似乎是不确的，冯虽然有意疏通奉张，可是奉张对冯自始就有戒心。

　　张作霖入京后，冯的声势被打下来不少，北京城内冯的防区也被奉军强迫让出，因此国民军的高级将领颇有愤愤不平之意。

　　11月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联袂见冯，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迫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中，也不把国民军当作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冯、胡、孙的秘密会议消息，在12月2日晨被张作霖知道了，他在这天早上10时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他也未向段祺瑞辞职，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张作霖入京出京，显示北方政局的严重不安。虽然直系垮台了，可是胜利一方已埋藏了随时可以爆发的炸弹。张作霖出京后仍和段祺瑞表示好感，双方信使不绝，一切军国要政，段都和张联系，段、张、冯之间，段似乎和张的关系比段、冯关系好得多。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冯军手中。

　　早在冯军发动政变进入北京时，冯就下了两道命令：一是逮捕曹锟的嬖幸，当时在北京的红人李彦青；另一道命令是扣押前财政总长王克敏。冯对这两人的私怨是因为冯误会这两人故意不给他军饷，王克敏管财政，李彦青管军需。李在保定时代是曹的军需处长，在北京时代是军需副总监，不管他官阶有多大，他可以左右曹锟，北京人把他和西太后下边的李莲英同等看，然而李彦青不同于李莲英的是他和曹锟中间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他权倾一切，为人侧目。

　　冯部很顺利地捉到了李彦青，这位红极一时的小人终遭枪决。冯要杀李彦青不只北京人称快，全国的人民包括直系旧人都称快。

　　冯部去捉王克敏，却给王脱逃了，其实也可以说是王的运气，也可以说王这个人有心计。王字牧鲁，浙江杭州人，在广东出生，是前清的举人，得到赵尔巽和杨士骧的保荐做过光绪时代的直隶观察使，后来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国6年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8年担任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的北方代表。12年冬重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曹锟贿选后就成为曹的财政总长，这时北京财政情况恶劣万分，冯担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扩充了很多军队，向王索饷，王当然无钱可发，因此冯对王恨之入骨。

　　政变后冯部入京即派军队到王宅捕王，军队进入王宅，直奔王的卧室。王的卧室是两卷式套房，王起床在后面一间盥洗，前房窗子也已打开，军人们都是土包子，见王的卧室窗子打开，里面无人，以为王闻风逃走，遂不入室搜索，改往其他房间搜查。因此王遂乘机从后门逃出，藏匿于他的仆人家中，迨军队过后，王才乘车奔赴东交民巷中法银行。王已逃到东交民巷，冯军再度入王宅搜索，直奔王卧室的内层，只见澡盆中所流的洗澡水还是热的，桌上早点摆好还来不及吃，王已鸿飞冥冥了。

　　冯玉祥在张作霖出京以及黄郛内阁解散后，也提出辞呈，表示打算出洋游历，并无意在北京贪恋权位。同时他本人就去西山休息。这当然是个姿态。

　　然而，冯军仍在北京城内外，段执政对冯也不能不加以敷衍，因此执政府和西山道上便也车马往来不绝于途。

　　段在两大势力之间，奉张既不好惹，小冯又近在咫尺，左右为难，这种日子和当年袁死后的段老虎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曹锟垮台后，最惨的不是吴佩孚，而是那群拿了钱投曹锟票的国会议员。因为北京方面正如火如荼地检举参加贿选的议员，这批当时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于是便成为丧家之犬，北京人看到先几年皖系失败后安福系议员的可怜相，现在又重见于贿选议员了。

　　这些议员们纷纷自北京逃到天津，并在天津发表宣言说他们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已将国会移到天津了。当然这种宣言根本没有人理。

　　13年12月2日临时执政府发表人事命令，以胡思义任江西省长。2日的阁议，通过了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以及善后会议条例。该条例于12月24日始公布，可算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南方多不支持，而孙中山已北上，孙和国民党都明显地反对善后会议。因此有人主张先召开六巨头会议，六巨头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这个酝酿没有成为事实。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做得并不愉快，因为要敷衍和协调奉张和新兴的国民军，他宣布召开善后会议，重建新的政治环境，可是孙中山和南方各省都反应冷淡。

　　临时执政发布了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