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93节（1 / 2）
12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做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两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内外，充满了大风暴降临的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细软搬到了东厂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作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当然是很严重，9日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均告撤走，黎见此情况，也只好枯守东厂胡同，不好去总统府。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洋兵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7时，警察遂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跳火坑，可是当他在散会后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没有找得到，便又推辞不组阁。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示态度，他说是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指曹锟）赢得千秋的骂名。吴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由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外有“恶民”包围，军警索饷，内则众叛亲离，水电断绝。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电词哀恳，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电云：
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11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黎在席间表示，不能再蹈民国6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紧张而萧条，6月10日、11日这两天，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简直好像北京又是大难临头的样子。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电云：
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12日下午3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这七道命令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对于挽救实际的政潮，丝毫没有裨益。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和唐继尧、赵恒惕等同期，他长了一脸大麻子，大家都呼之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成功人物，可是却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6月13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报告，据说冯玉祥向他说：“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代？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个名。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
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团，函云：
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有云：
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名驰赴车站，匆匆开车径趋天津。黎动身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他的如夫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直卿）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就近促请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并请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国务总理，以便摄行总统职权。张绍曾于当日下午上了火车，可是甫上车就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火车。
黎离京的当天，6月13日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搜查黎元洪携走的总统印信，他乃偕同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到杨村来阻劫黎的专车。这时黎的专车已先到，刚好碰上王承斌登车，杨以德则率军警监守车门。王承斌气势汹汹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说：“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答说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目露凶光说：“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也愤然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冷笑说：“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黎气得说不出话来，大家就僵在一块。
下午4时半，黎的专车抵达天津新火车站，黎的天津寓邸靠近老火车站，所以他命令把专车开去老站；王承斌却命令他所带来的军警通知火车站把车头卸下来，让火车开不动，同时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长公署去休息。黎气昏了，老毛病又发作，像个泥菩萨一样，不理不睬。王承斌这时竟先下车回省长公署，车站内外有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围困，如临大敌，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公子黎绍基赶来新站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这些军人把总统当成俘虏，当成犯人，真是可恶之至。
黎困在专车上，气极了，同外界联络完全断绝，乃派美国顾问辛博森下车，密携电稿往电报局拍发，电云：
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
辛博森把电报发出后，并到英美两国领事署报告黎被劫持情形。英美两领事均派其副领事到车站来问候起居，亦被军警挡阻。这一来可激怒了洋人，他们愤然说：“中国军阀如此无理横行，可以劫持总统，真是世界所无的怪事。”
黎元洪在车厢中来回踱步，举枪欲自杀，被福开森把枪夺下，枪弹已射出，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13日晚10时，王承斌再返天津新站来见黎元洪，索取总统印信。他对黎说，既然总统已经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这倒真是黎的老毛病，黎对总统的印信特别重视，民国6年他被张勋威胁退位时，就暗中把大印交给他的亲信丁槐秘密带去上海，躲在租界，结果冯国璋派人索取不到，发生了绑票夺印的趣事；这次黎又如法炮制，他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危氏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由机要秘书瞿瀛陪同照料，黎认为只要印信不交出，总统地位就可以存在。
王承斌一年前在天津请黎复职总统时，泪随声下，极为感人，这次劫车索印，也非常激烈，和一年前恰巧是极端的对照，他表示黎如果不交出印信，就只有永远住在天津新站的专车上。黎在这样威胁下，只好软化，告诉王承斌说印信留在北京，不在自己手中。王就要黎打电话到北京去交印，黎只好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找瞿瀛，要他们把印信交给国会。对方答复没有总统口谕，就不交印。唐回到车厢，黎叫唐再去打电话，说这是本人的意思。唐二次打电话，仍无结果。最后黎不得已，只好亲自下车到车站去打电话。他在军警重重保护下，和他的姨太太通了电话，他们用湖北乡音交谈，北京方面知道非交印不可，才答应照交。吴毓麟这时在省长公署听消息，听到北京方面答应交印，自己乃赶回北京收印。当晚因北京未收到印，所以王承斌等仍不许黎元洪回天津私邸，黎仍被软禁在天津新站的站长室住了一晚，王承斌则回省长公署，军警依然在新站附近戒备森严。王承斌并且在他的省长公署发出通电云：
本日午后一点半钟接京电，黎总统以金永炎名义专车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当即乘车迎至杨村谒见，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京，迄未允交。嗣悉总统濒行有致两院公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组织政府之地，恳请移住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许，现暂驻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此今日经过实在情形，特此电闻，余容续布。王承斌。元。
王承斌返省长公署后，黎就命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电云：
前电计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薛总监，尚不放行，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12年6月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黎元洪如夫人处取得印信，于是他便赶到新站来见黎，手持三通电稿，一致国会，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内容相同，略云：“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逼黎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
黎元洪大印已交，无话可说，只好全数照签。王承斌直待黎元洪诸事办妥，才让黎恢复自由，驱车返寓。黎返邸后立刻发表一道通电，电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