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91节（1 / 2）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一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账，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顸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做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膀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琪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第202章 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当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劝孙中山放弃恢复广东计划，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可是孙认为必须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讨贼军部队整编事宜，每军编四旅，三军共12旅。蒋中正于民国11年10月22日由沪抵闽，入第二军部办公。
这时，孙中山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筹组驻港办事处，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11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灭陈的目的。关于支用款项手续，由邓泽如负责把所有款项存于银行，支用时则须邓泽如、邹鲁共同签字。
可是邹鲁还在北京，孙中山电召邹来沪，邹抵沪晋见孙中山，表示赴港后将以一个月筹款，一个月进行安排其他，两个月可完成香港方面的讨陈工作。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集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范其务、萧冠英会议。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孙中山曾于10月23日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略云：
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11月8日孙再函广西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是顾品珍的残部，从云南退出来，可是实力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著名将领有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各部。至于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退至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