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88节（1 / 2）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乃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词。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会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词，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用手狂拍桌椅，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词，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便不敢致词，请议长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民主闹剧”。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相，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座时，郑江灏恶狠狠地跑了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推王宠惠，不许他就座，还亏吴景濂说好说歹地才把他劝走。
10月12日王内阁提出了总辞职。
10月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吴佩孚不到保定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有了极难调和的意见，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曹锟对于总统位子已经跃跃欲试，吴佩孚则不主张曹这时先做总统，吴的本意是为直系团体好，可是曹锟听了他左右的挑拨，却误会吴的反对是为了吴想总统自为，有了这种误会，吴的好意曹就不会接受。这样一来，曹、吴之间愈走愈远。
28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其中提到：“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当然不是伪造，不过某要人是谁？白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宣布。这可能是黎用吴的意见以抵制大选。
同时总统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大选同时进行。
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不知怎的，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竟沉下脸，借了几分酒意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自然大为光火，也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于是两人翻了脸。吴竟骂了起来，他骂王：“简直混账。”并且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气得发抖说：“这成什么样子？堂堂国会议长，竟说出了这样下流的话来。”吴景濂挥着拳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要你滚蛋。”
17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第196章 罗文干和金佛郎案
11年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黎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必再签新约、换发新债票。加以这一案既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也未提交国会讨论。同时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君前来作证，请总统裁决。
黎看完了公函就问李君：“你懂得法律吗？”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他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
黎元洪把步兵统领聂宪藩和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召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抓到后解送法院。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迨看到步兵统领的公文，公文上如此写着：
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排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看到这份公文，愤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做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当京师步兵统领和警察厅长把拘捕到罗文干和黄体濂事向黎元洪复命时，黎也感到这一措施的不合法，乃派人到警察厅通知薛之珩暂缓将罗、黄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可是罗文干却不答应，他坚决要警察厅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因此19日薛之珩遂将罗等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19日上午，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见黎，黎不待来客开口，就自怨自艾地连称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院，黎则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道歉话，甚至表示愿意下令自责，并且愿意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们愤怒地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员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
（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
在会议上，大家都很愤激，黎则向他们说尽了好话。
内阁阁员们在总统府紧急会议后，即根据议决，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大总统令：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但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当场看了这道命令，表示同意，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并没有通报就闯入了，原来是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他们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吴等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不可盖印，同时告诉黎说：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这时已没了主意，吴等一说，黎也同意，把命令便搁了下来。
20日在居仁堂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阁员除了罗文干外全体出席，讨论罗案处理问题。先由黎报告经过，然后王宠惠表示意见，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词，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须弄个明白。”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愤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的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须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林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珩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愤愤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珩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因此张绍曾说：“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成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由于阁员们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为：
……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点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旋又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件案子的真实内幕，是这样的：
当时军队欠饷是不足为奇的，带兵的巨头们总要想尽方法去弄钱，吴佩孚既然是当时内阁的大老板，他向内阁索饷，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英美等国对这个号称“好人政府”的内阁是愿意支持的，可是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亲日派，因此日本乃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须四国一致行动，如今日本反对，自然无法实现。王宠惠、罗文干等乃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据王宠惠所发表的谈话，奥款延期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的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国际法要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须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而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本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不无欠缺。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8万镑，折合国币仅有60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元外，所余50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一分数目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那就是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香港，幼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后入皇仁书院肄业，最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光绪二十六年参加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义，失败潜逃日本，后转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赴英国研习法学，孙中山曾资助1500镑。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王返国为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做总统后，王出任唐绍仪内阁之司法总长。民9年8月，王经孙中山之同意，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民10年6月被派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在会议中反对二十一条无理之要求，日本因受压力而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12月梁士诒组阁，王再度为司法总长，后转任教育总长，11年9月，由黎元洪提名为国务总理。不幸这时黎元洪受胁于保定曹锟一派，后者意图倒阁驱黎，以达成重选总统的企图，王这一任内阁受气受罪，实在是苦不堪言。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赐进士出身。民元在广东任司法司长，2年春转任北京总检察长。筹安会成立，罗以检察长身份参劾筹安会组织非法，因袁置之不理，罗乃愤而辞职。民7年7月王宠惠任修订法律馆总裁，罗为副总裁，10年任司法次长，11年仍任司法次长，王宠惠组阁，罗转任财政总长。
罗被扣移送检察厅后，北京地方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当然不敢怠慢，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络绎前来探视，放言无忌，使得北京四眼井地方检察厅成为山阴道上，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由于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词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所以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很多报纸都有大同小异的言论：“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销。”
罗案后来被称为金佛郎案，这当然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也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至于国会，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置议长盗盖印信、伪造文书罪于不顾，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在内阁方面，对这案也应负责任，因这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取得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王宠惠对这案的批示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
国务院于11月21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做出两项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