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62节(1 / 2)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方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中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第146章 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1911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订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销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须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销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扎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销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特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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