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47节（1 / 2）

　　6年2月9日，段内阁阁议通过，中国政府向德国致送通牒，要求德国取消潜艇政策，否则中国将和德国绝交。同时，伍廷芳又用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2月4日的照会，声明中国将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并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陆徵祥到英、俄两国公使馆分别联系。2月10日，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的情形，并向日本表示“友谊”。日本外相本野的答复是感谢，不过在语气中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在决定前先和日本磋商，稍有遗憾。同时并催促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采取对德绝交和参战的准备。日本所谓的遗憾是因为中国没有亦步亦趋跟随日本，反而受美国影响较大。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由伍廷芳陪同谒见黎元洪，商讨中国和美国采取一致的行动后，义务与权利问题，由总统府秘书郭泰祺担任翻译，芮恩施代表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至少应派陆军三个师兵力到欧洲参战。关于中国要求停付各国庚子赔款、增加关税、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各国驻兵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

　　日本对于中国参战问题和美国立场不一致，日本暗示段祺瑞，认为中国出兵欧洲尚无必要，应该派遣华工到法国。同时愿意派遣教官训练中国军队，帮助军火装备中国军队。2月11日，段密电章宗祥，要章正式访问日本外务省，听取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对德绝交问题的具体意见。

　　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一场舌战，李肇甫赞成绝交，马君武最为反对，大呼放狗屁，又以手杖向李挥击，口呼“打狗打狗！”

　　冯国璋由反对变为赞成，据说是由张国淦的敦促。张是国务院秘书长，不断打电报给冯强调对德绝交之有利，他于2月20日由南京动身北上，这时他是以副总统身份北上，又是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不过他抵京后，态度又模棱了。

　　冯北上途中，在津浦路上分别会见了倪嗣冲、张勋和张怀芝。倪嗣冲陪同冯过徐州访问，辫帅张勋亲至车站欢迎，随即在长江巡阅使署举行一次会谈。冯在徐州表示他的政见是中国应在对德问题上严守中立，这主张是和张勋、倪嗣冲主张完全相同。冯的火车过山东济南时，张怀芝上车迎候，并陪同到德州，然后才折返济南。22日冯到了天津，朱家宝也上车陪送到黄村，当晚抵达北京。

　　北京政府给这位新当选的副总统以盛大的欢迎，黎元洪请冯下榻总统府，冯为了避免与黎过分接近而引起段的误会，所以执意下榻禁卫军司令部，当晚黎就亲赴禁卫军司令部答拜。

　　冯之入京，黎、段双方都认为自己方面多了一个帮手：黎认为冯在对德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冯是副总统，正、副总统的立场该是一致的；段则认为冯是北洋袍泽，究竟还是一家人，不应该反对自家人去支持老黎这个外人。冯入京后态度确有转变，由极端反对而逐渐转变为赞成对德绝交，可是他于25日在五条胡同徐世昌私邸和北洋巨头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三人会谈后，发现黎、段两个的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于是他就不再表示他的意见，只说他是为了疏通府、院意见与研究对德问题而来的。

　　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这时拼命在中国活动，希望中国不要和德绝交，他知道冯反对和德国绝交，所以非常想拉拢冯，特在公使馆内备有盛宴款待冯，冯避嫌不肯赴宴。

　　段没有得到冯为帮手，却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也和段一样是个“亲德派”。他变成反德派后，自我解嘲说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他曾写好了一部左袒德国的书，就因为这一情势的转变而不能刊行，因此还招致他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封切责函。

　　朝中议论不定，且以私愤介入国家政策上，这是民国初年最不幸的现象。

　　2月28日，段命陆徵祥以总理代表的名义与驻京协约国公使商谈中国参战后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关于权利方面，段内阁所提出者：（一）逐步提高关税，中国方面改订货价表后，关税由原有的值百抽5增为值百抽7.5，裁撤厘金后，再增为值百抽12.5；（二）缓付庚子赔款，除德国赔款永远撤销外，协约国赔款缓付十年，在此时间内不加利息；（三）废止《辛丑条约》关于军事的部分，即废止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中国不得在大沽口修建炮台，各国得在使馆区域及京奉路马家堡至山海关之段驻兵等条款。关于义务方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中国不派兵到欧洲，而只担任以原料及劳工供给协约国。

　　英、俄、法、日、比、意、葡七国公使对中国方面所提的条件进行了会谈，公推法、比两国公使为代表，向陆徵祥回答说，各国对以上各条原则上赞成，具体办法应当另行研究，并且催促中国政府先行采取对德宣战的步骤。

　　同时，日本政府派有非正式代表到中国，首先与中国在野人士徐世昌、梁启超等进行会谈，竭力鼓动中国对德绝交宣战，并且代达本野外相的意见，中国政府应毅然宣布对德绝交，事前不必向协约国提出讨价还价的条件。日本政府派遣非正式代表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其中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寺内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则是到中国来秘密协商“经济援助”的。同时，英、俄、法各国公使也纷纷访问梁启超，进行同样活动。

　　3月1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先交国会讨论。这当然是很中肯的意见，就黎来说也是避免和段闹僵的一个回旋。

　　3月2日，段以国务总理身份邀请参众两院议长和国会中各政党领袖举行座谈，说明对德绝交的必要，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这一天协约国的七公使公推法国公使康悌向北京政府陈述他们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意见。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草拟一个致日本政府的节略，交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日本政府切实赞助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在对德参战后取得的四项权利。节略末段说：“深信日本政府对中国之诚意。”这个电稿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把它搁了下来。

　　3月4日段又偕同全体阁员（只有外长伍廷芳没有参加，因伍廷芳已提出辞呈了）到总统府，请黎在政府向国会提出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同时请黎把留中的给驻日公使电报发出去。黎却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草率将事，因此要多加考虑。”接着黎并强调：“各省军人都反对对德宣战，对德绝交就是宣战的先声，应当先统一全国军人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

　　段气得脸都变了色，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协约国方面不止一次地催促我们对德绝交。”

　　黎也激动地说：“如果我们听从协约国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国了。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我今天既然是总统，就该对一切负责任。”

　　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支持段的，他抢着发言，言词非常激烈，他说：“总统虽有特权，责任则在内阁。总统既不对国会负责，又可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这样的总统，简直像专制皇帝一样了。”范说到此，竟不顾体制，情不自禁地把手在台子上重重一拍，并且说：“总统简直优柔误国！”这话一出顿时使空气非常紧张，黎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幸而张国淦赶快缓和局势，他劝范对总统不可失去礼貌，更不可感情用事，应当心平气和地讨论国是。

　　那一边段也按捺不住，他盛气凌人地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于是段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向黎半鞠躬，然后退出，全体阁员自然也跟着总理一块退了出来。黎则像一个木头人，既不开口，且一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总统位上，眼望着段和全体阁员退席。

　　这天（3月4日）的晚上，段没有通知任何人，即挂专车由京赴津，冯国璋正在出席陆军军官的欢迎会，得知这个消息，便匆忙地赶到东车站来劝段，请他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气出走。段说：“这个人（指黎）太不好共事了，他口口声声说宣战和媾和是大总统的特权，殊不知今天是责任内阁制，总统既然有特权，内阁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何必还要尸位素餐呢？”他不顾冯的劝告，悻悻然跨上了火车前往天津，抵天津后下榻意租界段芝贵私邸。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务总理因和总统政见不和拂袖出京的第二个，在段以前，则是唐绍仪在民国元年因不满袁的独断独行而赴天津。

　　总统府方面听说段祺瑞负气出走，却是正中下怀。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已换了夏寿康，此人很会做官，从不多问一事，府内要务多由黎元洪身边的军事幕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做主。哈等想借外交问题推翻段，因此在此对德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就专和段过不去。黎本人当然也希望换一个比较能合作的总理，不过他怕撤换段以后，会引起北洋军系的反感，因此他便促请徐世昌或王士珍来继任内阁总理。

　　早在5年10月间，府、院为了孙洪伊和徐树铮发生第一次冲突下不了台时，黎请王士珍到卫辉迎接徐世昌来京，徐在赴京前提出了“拥护元首（指黎）”、“维持合肥（指段）”、“不入政界（指自己）”三个条件，黎答应了他才赴京。5年11月16日抵京，当天并不到公府谒黎，17日黎亲自先到五条胡同拜访他，他对黎说了一些海阔天空、漫无边际的话，使黎非常扫兴。黎的秘书长丁世峄劝黎不要灰心，徐是个老狐狸，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只要段走错一步棋时，就可以抬徐代段。

　　黎和他的左右都知道，徐如果出山，张勋等督军团实力派是会支持徐的。可是徐是个老狐狸，在这时他怎会接受黎的邀请而得罪段，他当然敬谢不敏。黎转过头来找王士珍，王士珍也不肯跳火坑。

　　3月4、5两日，协约国公使向北京政府表示对段出走一事的深切关怀。黎命陆徵祥到各国公使馆说明中国对外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请协约国方面不必担忧。另一方面德国驻华公使辛慈获知黎、段这次闹翻是因为黎拒绝在对德绝交的公文上盖印，非常欣慰，因此便要求晋见总统，黎以为这时不是接见外国公使的时候，应该避嫌才是。

　　5日，黎召见全体阁员，面谕他们照常供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因为曾面诋黎，所以不能继续留任，乃单独提出辞呈，黎不予接受。黎主要是考虑如何处理段出走的问题。

　　由于黎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代段之策行不通，乃退而求其次，打算在阁员中选择一个人代理国务总理。黎完全不想请段回任，希望借段负气出走而将错就错，不让段回京。冯国璋则劝黎对这个问题要多加考虑，不可走极端，同时自告奋勇愿到天津去劝段回京。黎不好拒绝冯的劝告，但不赞成由冯出马，认为这样一来，段便占了上风，所以黎只同意派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赴天津劝段回京。

　　这一天，在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向冯国璋告密，说段已拟就了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曲直。这是把总统和总理的政争摊开来给北洋军人评是非，也是向黎威胁的一种手段。可是，段的电报还未发出，各省军阀已有通电到北京，要求挽留段。

　　5日晚间黎再度邀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入府讨论政局。冯国璋把朱家宝的告密电闪烁其词地讲了出来。这一来，黎的勇气就顿时消失了，他转而请冯亲自到天津先劝段返京。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外交问题就让芝泉（段的号）主持，我完全没有意见，不过总以服从多数为宜。”

　　冯国璋到天津找到了段，向段说：“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6日，冯偕段一同回到北京，冯到总统府向黎报告任务达成，段则回府学胡同私邸。

　　7日段到国务院办公，第一件公事就是把致章宗祥的电报发出。下午冯陪同段到总统府谒黎，段向黎一鞠躬，坐下来严肃地谈了一套对德绝交有利于中国的理由，如对德绝交后协约国方面承认缓付庚子赔款，修正《辛丑条约》及提高关税等。黎也严肃地听着，但没有开口谈话。

　　8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复电报告和日本政府接触的经过，日本政府催促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协约国自可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9日段在迎宾馆招待国会议员，把政府的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说明。

　　10日段出席众议院，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众议员以331票对87票表决通过。11日参议院议员以158票对35票表决通过。

　　冯国璋这次以副总统的身份北上，不料赶上了黎、段剧烈政争的一幕，弄得非常扫兴，也很头痛。所以当段回京后，国会又顺利投了信任票，他感到北京城实在是个是非窝，还是远避为宜。于是遂在11日离京南返。

第108章 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纲要》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惶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作了希望。袁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账，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首。电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