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23节（2 / 2）
张果然动心了，同时他也没有能力敢于抗命，于是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是他在江苏都督任内开支的65万元准予报销；二是调职后请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是他奉调长江巡阅使必须有实际的权力，要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
段芝贵把张勋的条件回报给袁，袁毫不考虑便全部接受。12月16日，袁发表了新的人事命令，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巡阅使这个官位，在袁最初的意思，也同于屯垦使、检查使之类，徒有空名的大头衔，怎知张勋手中有兵，又预约了条件就职，于是巡阅使这个官位后来竟成为凌驾都督之上，割据数省的大军阀。
在二次革命期间，浙江都督朱瑞是中立的。朱瑞，字介人，武昌起义后，他是清军协统，领导浙军，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负责进攻紫金山，因为没有大炮，所以攻打不下。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丁怀瑾率领沪军先锋队助攻，特自上海讨来炮兵一队，并使用江边炮台，发炮三枚入城，目标地是城内北极阁，恰遇两江总督张人俊、提督张勋及各司道在北极阁会议，闻炮声骇散，不二日，道员江某和英领事奉命悬白旗向革命军要求停战，南京遂告光复。丁怀瑾有诗纪事，中有句云：“两张（即张人俊和张勋）心胆应惊碎，一炮声威欲避难。”
民国成立，朱瑞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时，朱瑞和云南都督蔡锷都是宣告中立的。
朱瑞虽然保持中立，袁对中立的也要整肃，因此，他于9月25日电令朱瑞克日来京商洽要公。朱奉到电报，乃遄赴北京，换了一套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忽然有一个承启官悄悄走到朱身边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泥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听了就站起身要回去换装，又被承启官加以阻止，同时引领他走进一间更衣室，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朱，朱穿上身，对着镜子一照，简直是“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完全好像量了身定做的。承启官恭而敬之地说：“总统知道朱都督初次来京，一定还没有定制，所以先给您准备的。”朱还来不及说谢字，承启官已把他领到了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须胡皆白的老头子，和颜悦色地坐在大厅的中间，也穿着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都和朱身上的那套一式一样。朱还是初次谒见袁，他知道这位老头便是威名赫赫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连话也说不出，哪料到这位大总统却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就座，然后东南西北，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通，谈到高兴时则哈哈大笑，使得朱慢慢地松弛了紧张情绪。朱正感轻松时，袁突然把话题转到南方讨袁运动，并出其不意地问朱：“介人（朱瑞字）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敌党，就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何用意？”朱对这问题显现得很为难，一句话也答不出来。袁看出朱很窘，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脸上也一直和善而亲切，好像对朱中立这问题毫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该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过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袁所赐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总统辞行，到了总统府后，气象为之一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严密，像在进行大典一样。朱走进了居仁堂，那儿也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士兵，袁世凯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服，巍然高坐，还没待朱开口，袁便声色俱厉地告诫了朱一场，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这一番话完全是长官训斥部下的口吻，朱在下面听了，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头也不敢抬起来，浑身淌着大汗，内衣内裤都湿透了。
朱这次在北京，就只见了袁两次，两次的见面彻底相反，弄得朱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袁惯会做戏以玩弄他的部下，“怀之以德，然后临之以威”，使得他的部下很吃他这一套手法。
和朱瑞采取中立立场的，还有云南都督蔡锷。
袁于民国2年9月25日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于10月10日把都督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美丽而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他离滇。本来袁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苦，现在袁军事上已膨胀至长江以南，声势上已统一了全国，因此就不把云南放在眼中，所以他用给假三月来调蔡锷入京。
蔡锷到了北京，袁依样葫芦，用对付朱瑞那套戏法来对付蔡。可是蔡锷不是朱瑞，他有胆有识，头脑又冷静，意志又坚强，因此袁的戏法在蔡身上完全不发生作用，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蔡根本完全置之不理。袁拿这个“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没有办法，深感难于对付，因此不放他离京，并且派密探监视蔡的一举一动。
袁本来有一个计划下蔡的毒手，制造了一份假情报，诬蔑蔡在云南计划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封为“大汉王”。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归档。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因为他发觉蔡是个长于治军而严肃不苟的人，很想争取蔡为心腹干部，如果蔡在云南抗命不交出都督大印，或是不就范听话，他便随时可以抽出这件档案来加蔡一个叛国罪名，这就是所谓“不用则杀”的办法。
蔡在北京期间，袁派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11月奉派与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等组织政治会议，李经羲为会长，又和阎锡山、张绍曾、尹昌衡、蒋方震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
当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外，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原来袁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要逐步进行“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区实行，然后全面推广，达到全国废省改道的目的。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他是为了避免藩镇之祸。他在用兵初期，就不露声色地进行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没有一个都督名义，他初意在这些地区都不设立都督。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先废都督以达到第二步废省设道的目的。
可是，袁这个计划对北洋系军人来说，是彻底反对的。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水涨船高”，“大哥做皇帝，把弟是一字并肩王”，袁利用他们打天下，他们则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桥梁。
在对南方用兵开始时，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因为可能影响到前方将领的士气。袁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待到南方军事胜利后，又有人劝他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因为统一的局面还不够稳定，如果使到北洋军将领情绪低落，岂不是给了国民党重振旗鼓的大好机会，因为这一个做法是降低北洋军人的地位和削减他们权力，在天下未彻底稳定以前，是需要从长计议的。于是这个计划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秘密逐渐泄漏了，慢慢地传到北洋系军人耳中，他们开始对他们的“老头子”不满了，于是大家都抓紧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大圈圈中（北洋系）制造小圈圈（后来的安福系、奉系、直系、皖系等等）。凡是牵涉到有关利害权位问题时，他们对袁并不完全服从，同时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张勋调离南京时提出条件就是一个例子。
袁在赣宁之役战胜国民党后，表面上他是统一了中国，军事力量由北方达到了南方，可是也就是从此开始，北洋军系已不是可以称心如意，由他摆布。他在外形上好像是威望提高了，其实他的控制力却相对地减弱了。
第53章 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须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袁世凯在宪法还在起草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达到他个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从不知民主为何物，同时他要求宪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他所争的不是国民的希望，也不是国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担任总统时的方便！
民国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前面已提到政党的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几个党，好些人今天是这个党明天便是那个党。尤其是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于是有好事之徒拟了一份卖身契文曰：
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概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这个卖身契，实际说来仍是外行所写，因为那些卖身议员，以卖一回最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无数次卖，或同时兼卖五个党，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为厌弃党争。所以当时有人看了上面那份卖身契，竟连皮带骨一齐卖，佥谓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据说卖身的人第一次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当时情景，愤慨万分，曾感慨地说：“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多了。”别人不解其意，问是何意。其人曰：“当前清时，有个英国人曾说：我们不必和中国打仗，就能把中国土地利权占尽，我们只要汇丰银行一家就办得到。因为你们中国的一个知县官，只需八千两银子就能捐得到，这样算起来，把全中国的州县买尽，至多不过千万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随时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如今，中华民国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依选举法，只需四五百张票，听说每张票一万元，买四五百张不过四五百万元，这个数目买一个大总统，统理全中国，岂不比买全国州县官要便宜得多吗！”
当时的北京，议员们成了豪客，本来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议员请客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议员纳妾亦成普遍现象。至于八大胡同的热闹，也是庚子以后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遍处皆有俱乐部，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来北。
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征逐歌舞，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当南北战争时，刺宋案的祸首赵秉钧担任北京市的戒严总司令，新闻记者曾访问赵，下面是赵和记者的谈话：
赵说：黄克强等的计划也很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我时常劝袁总统让出一部分事业，请新人物大家帮忙，请他们历练历练，他们就知道困难了。新人物开口便要做总长，哪个甘居下位，即如记者先生你足下，有人请你做知事，你做吗？
赵又谈及知事，他说：从前直隶知事没有人做，纷纷要辞职，现在居然有人抢着做了，细查原因，乃是有人发明新法，与县议会绅士沟通，准许人民播种鸦片，余利均分，于是瘠缺变成肥缺，上司若要更换，便有议会挽留，大绅士请愿。
记者问：袁总统何故遇事躬亲？第一未免琐碎，第二未免因小失大。
赵说：这是袁总统做过十余年督抚的习惯，因为遇事躬亲，所以这一把钥匙无人能管，譬如这次赣宁战祸，军事人物均有战功，拥大兵封藩在外；可是有袁总统在，决无人敢把持跋扈的。
戒严副总司令是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在当时的北京城，似乎他比赵秉钧还红。陆手下有一大将是侦探长郝占一，当时提起郝的名字来确有小孩子不敢夜哭之势。当北京戒严令颁布后，便不断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新闻，如：社会党首领陈翼龙遭枪毙，议员徐秀钧因段芝贵来电被捕，《爱国报》总理丁某被捕，烟台总司令连承基因京社党嫌疑被捕，国民党议员王以文、蒋举清被警察监视，国民党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捕，国民党报纸均停刊。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忽然传出一个粉红色的谣言：北京城有一名女优金玉兰，声色技艺倾绝一时，她的色艺全城倾倒。忽然传说她已被戒严司令部捕去枪毙，人言啧啧，小报画报还描摹临刑时悲惨凄艳镜头。整个北京城都认为这一代名优已随南北战争而葬送，万口一声为之悲怆。名士易哭庵为诗有句：“今世居然杀美人！”于是大家传她致祸之由，有说金认识二名革命党人，挟炸弹欲刺袁，因此金被株连，附会其词，越传越离谱，最后简直渲染得像红线女或公孙大娘一般。又有人说是同行生忌嫉，向当道进谗所致。这些传闻已构成一篇动人的戏剧了；其实这期间的金玉兰正在天津上演《小上坟》。
袁本来最不懂政党的，到了刺宋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不得不制造一个政党来装点门窗，乃促使梁启超和王赓（后改名揖唐）等联合组织一个大党，成为袁政府的羽党。这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国民党相处不洽，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的政纲是：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