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_分节阅读_第3节（1 / 2）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而自觉自强。

第7章 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彩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一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一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一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潮。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亟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Alice）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出世，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做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的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作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而外，他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来实现他的理想。他了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的周围，要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以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彻底的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进步的机会主义；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孙中山先生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家世业农，13岁以前完全受中国旧式教育。14岁随母赴檀香山念教会中学，三年毕业，再入奥荷学院。1885年回国，1887年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以成绩各科全部100分毕业，时年27岁。他在求学时，以及毕业后行医时，均致力于民族革命运动。由于他的背景既不同于纯粹中国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不似康有为、梁启超等的间接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运动、革命主张，是既能吸收西方政制文化的优点，又能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的精华。

　　孙中山先生决心从事革命运动是自中国对法战败之年（1885年）开始的。那时孙中山先生还在念书，可是已经奔走革命了，这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怪物、疯子、强盗。附和他的同志只有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当时人们称之为“四大寇”。其实他们在这一期间只是借课余鼓吹革命，无所忌讳，可算做革命言论时代。

　　甲午战后，清廷的腐败暴露无遗，这时孙中山先生才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赴檀香山和美洲创立兴中会。表面上只是一个民间讲求富强的学术团体，暗中则布置革命行动，设乾亨行于香港，设农学会于广州，拟以武装起义，袭取广州。不幸因为由香港运枪械至广州，被海关搜出手枪600余支，事机败露，同志陆皓东殉难，株连而死的有丘四和朱贵全，被捕的有70多人。这是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1895年10月26日），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次。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潜返香港，但在香港已不能居留，香港英政府以“从事政治活动”把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为期五年。孙中山先生乃偕陈少白、郑士良同渡日本，小住横滨，并赴檀香山、美洲、欧洲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这时华侨风气闭塞，对革命的大道理也不十分了解，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过之处不太受华侨欢迎。当孙中山先生由美洲前往英国时，竟在伦敦被清使馆诱捕，扣居使馆，幸得英籍老师康德黎仗义营救，才告脱险。由于这次事件震惊国际间，遂使孙中山先生声名大噪，而在国际间和华侨们都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革命领袖。

　　在这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国内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时候正是康有为、梁启超在奔走维新运动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胆量能接受维新运动已很难得，敢谈革命的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就是当时穷则变的内在形势，至于外来压力呢？

　　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关键，甲午战前，中国虽因鸦片战争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和英国订有《江宁条约》，但经过了16年，咸丰八年（1858年）才和英、法两国分别订立了《天津条约》，又经过了27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与法国订立了《越南条约》，条约中赔款的数字也不太大，所负外债总共不过684万余镑。自从甲午战后，情势日非，俄、德、法三国以压迫日本退还辽东与中国之故，纷纷向清廷要求报偿：帝俄强租旅顺、大连，又以华俄道胜银行、东清铁路等关系，囊括了满洲大部分权利，蒙古也被视为己物；德国强占胶州湾，要求99年的租借权，同时攘夺山东全省的路矿权利；法国也要求广州湾99年的租借权，同时要求云南和广东、广西不得割让给其他强国。英国在远东的侵略手法非常灵活，一方面租借威海卫以对抗帝俄，并且分减德国在山东的力量；一方面又租借九龙以抵制法国，同时更进一步要求清廷不可把长江沿岸各省租借和割让给别的国家。至于日本，除了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外，由于列强在中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因此便要求把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没有在中国领土上打主意，只从经济上着眼，其对华政策，就是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吁请列强同意，也因为这个政策才使当时的中国幸免于被瓜分。可是中国虽未亡国和被瓜分，但因战败而负担的军费赔偿，简直骇人听闻，当时官吏贪污已使人民困顿万分，对外战争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严重担负。

　　由于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维新的反动则是庚子拳变。甲午战后16年清朝即趋于灭亡，可见甲午之役影响历史的巨大！

第8章 小站练兵

　　清朝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有过三种军制：最早的是“旗兵”和“绿营”，到了曾国藩组织乡团后，所谓湘军、淮军，官式名称叫作“勇营”。

　　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四旗，以旗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以后增加了四旗，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把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等四旗编为右翼，这就是清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由于蒙古的归附，又编了“蒙古八旗”，原有的则称“满洲八旗”。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和整编，复有“汉军八旗”。这24旗总兵数共28万人。

　　清统一中国后，把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都是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他们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责任，等于是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24旗约20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伏汉族的武力，称为“驻防八旗”。

　　旗兵驻防的防区开始时非常严谨，那是为了对汉人加以镇压，所以八旗官兵都是携带家眷，分驻中国本部各省，防区共18处，有的设驻防将军，有的设副都统，有的设城守尉。国防要地和关外则有防区25处，设都统和副都统，如密云副都统、热河都统之类。

　　旗营的官兵是世袭制度，生而食粮，数传之后，腐败已极，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乃有整顿旗营之议，派遣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都是。同时积极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有“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聘任教官为新式的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养已惯，满洲人当年勇武矫健的风气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整顿自整顿，旗营的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程度。

　　比“旗营”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绿营和旗营同称为“经制兵”，就是国家的军队。

　　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族，因为所用的旗子颜色是绿的，所以称为绿营。最原始的编制全为明朝的降军以及收编的队伍，经过整编后也很像样。清廷因为这支军队熟悉内地的地理人情，用之镇压汉人非常有效，一般市井之徒，遂得借绿营以达到骑在人民身上的目的，因为只要考中武科，就可为绿营官长，虽不识之徒也无所谓。

　　绿营归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辖；下分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则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属于漕运总督，专任护漕之责，其职务等于护路警察。至于“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或巡抚节制调遣，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有“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绿营统兵的军官有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一人，每营500人。全国的绿营总数共约50万人。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乃多虚额，检阅时则以雇佣市井无赖充数，武官由捐纳出身，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腐化已极，以致太平天国军兴，势若破竹，绿营乃遭淘汰。

　　旗营、绿营既成废物，曾国藩招募土著编练“勇营”，就是后来名重一时、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和淮军。由于这场战争的表现，勇营竟取得国军的地位，加以旗营形同虚设，绿营仅存形式，所以勇营就成为清廷镇内御外的唯一武力。勇营的部勒方法，为明代戚继光的遗规，以弓矢刀矛为武器主力，鸟枪火铳为辅助。淮军李鸿章延英人戈登编练洋枪队，是为中国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

　　勇营军纪很坏，掳掠奸杀，视为惯常，曾国荃所统之兵尤甚，攻入南京时竟至全城为墟，一个小兵都身怀巨万；而清廷当时爵赏太滥，所以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勇营之腐败，至于不堪言状。而湘、淮两军将领也都恃功而骄，数次对外战争，一败涂地，尤其是甲午战争，淮军卫汝贵全军覆没，旧军之劣点，完全暴露，于是清廷才下决心汰除旧军编练新军。

　　由于旗营、绿营都已腐蚀已极，而勇营也只是昙花一现，甲午战前，清廷有识之士已警觉到清军的不堪一战，所以李鸿章在直督任内乃锐意模仿西法练兵，办了一个天津武备学堂，由戈登代为购置新式枪械，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由满人荫昌为总办。可惜军事教育和军队组织并不能配合，因此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被分派到淮军的各军去担任教习，教练新操，而军队指挥权则仍旧在旧统帅手中，一切战略战术依然陈旧，因此甲午之战，淮军一败涂地，淮军中最有名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全军覆灭。这时清廷上下恍然大悟，仅只是西法练兵还不够，整军经武必需彻底的大改革。于是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练自强军于吴淞，聘用德国教官，一切规模体制全部仿效德军。另一方面在北洋指派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假小站旧日周盛昆、周盛渤所统领盛军的营地为练兵场。盛军原在小站屯田，所以有完整的营房和已开垦的稻田，由于盛军覆没于中日甲午之役，因此小站也随之荒废，定武军即以此为营房。

　　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清廷在各省组织了巡防营。巡防营是挑选旧绿营和勇营的精壮，另招募民丁，编组而成，其性质系以保卫地方，如警察保安队，其编制分为马队和步队，马队全营设官、弁、兵、夫共189名，马135匹，每营分为“中”、“左”、“右”三哨。步队全营设官、弁、夫共301名，每营亦分为“中”、“左”、“右”三哨。巡防营在各省均有，且因地方之需要，划分为若干路，以“中”、“前”、“左”、“右”、“后”或“东”、“西”、“南”、“北”区别之，每路各设统领一员。步、马各营则设管带和哨官等统率之，还有训练新式枪操的，则设教习一职。

　　巡防营的章制当然是不符合战术原则，不过倒是一支经过了新式训练，并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可是由于分子的来源良莠不齐，而带兵官又多为旧武官或是候补道（当时的候补道，有办法的则遇缺即补，所以人们称为万能候补道），对于新式军事知识一无所知，因此巡防营乃变成有名无实，和勇营的昙花一现差不了多少。

　　巡防营一直存在到辛亥时候，各省纷纷独立，乃把巡防营改为师旅或警备队、保安队。唯一例外的是新疆，直到民国21年（1932年）仍有巡防营存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会商奏请改革军制，逐步训练新军以代替完全不能“保清卫国”的绿营，于是便在北京附近训练新军。这时直隶总督是王文韶。清廷最初是派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到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清朝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4000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7000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也是由醇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联名专折，全文如下：

　　窃查欧洲各国专以兵事为重，逐年整治，精益求精，水师固有所长，陆军亦称骁勇。中国自粤捻削平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臣等于去岁冬月，军事方殷之际，曾请速练洋队，蒙派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嗣以该洋员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另由胡燏棻练定武军十营，参用西法，步伐、号令均极整齐，虽未尽西国之长，实足为前路之导。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芦铁路，而定武一军接统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其所拟改练洋队办法，及聘请洋员合同，暨新建陆军管制均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成，现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并加募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七万数千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最是紧要，应由臣等咨会出使德国大臣与德国外部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当拟逐渐扩充。

　　袁世凯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从此开始了他灿烂的一生，这就是小站练兵。

　　当时积极促请清廷重整陆军的，以胡燏棻和袁世凯最力。胡曾将英使所交来的《应时练兵说帖》求宁波王修植编修代拟条陈。王文辞敏捷，对新政研究有素，遂写成两稿，第一稿是以英使说帖为蓝本，第二稿是加以文字的渲染。胡以第二稿送至京师督办军务五大臣庆亲王和荣禄处，胡因得练定武军十营；袁世凯闻听胡练兵的经纬，乃日日趋访王修植，并和王修植、张锡銮、孙宝琦、潘克俊四人结成盟兄弟。当时北京侯家巷的名妓为沈四宝、花媚卿、花宝琴、林枝笙、赛金花等。袁逐日在大宝班宴会，借以肆应王修植，求王代拟一个练兵条陈，王乃把曾代胡拟的第一稿，即英使练兵说帖交袁。袁的为人在重要关头极细腻，得王交来之稿，早晚朗诵，谨记要点，然后缮正，求荣禄代奏。荣向袁逐条详询，袁亦逐条对答如流。荣大为激赏，乃携袁谒见醇亲王和庆亲王，袁亦对答如流，较胡燏棻能抓住要点，加以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如袁流利，因此袁遂得瓜代胡在小站练兵。

　　小站距离天津70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本来很荒凉，只因铁路修筑后，新农镇成为一个小站，是铁路必经之地，所以渐趋热闹，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代替了新农镇这个旧地名。

　　这个地方早先曾由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驻扎。淮军们曾仿古屯田法，凿川引水以种禾稻，屯军前后历时20年，淮军散后，小站的军营便变成了废垒。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37岁，清廷建练新军的工作，给他制造了一条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培植自己势力，取清朝江山而代之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