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清除内患54（1 / 2）
靖康之变后，北方许多流寇和散兵南下，沦为盗贼。尤其是金兀术南下搜山捡海以后，又增加了许多散兵游勇，一时间南宋统治区内叛军、盗贼蜂起，各路军阀贪生怕死，缺乏斗志，赵宋政权危机四伏。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柴家天下，建立宋朝以来，在统一大江南北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抵抗，更没有触动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利益，没有查封他们的田产，反而得到豪门望族和割据势力的支持。作为回报，朝廷给予他们经济利益。比如后蜀灭亡后，大量的土地田宅被赐给功臣，或分给平民百姓。这些土地是私有土地，意味着有被兼并的风险。
朝廷没有打击豪门势力，多出来的私有土地给了这些豪门势力有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快又面临土地被兼并的境遇。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客户”，只得依附地主，承受地主的残酷剥削。
宋代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土地制度也由“抑制兼并”，转变为“不抑制兼并”，这就导致宋朝开国之初土地兼并就十分严重，为后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朝在依照土地占有收取赋税的情况下，农民的人身负担变小了，但是，经济负担却在变重。有些农民依靠土地的产出无法负担朝廷的土地税，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地主则依靠高利贷把无力还贷的农民转化为自己的佃农。无地佃农虽然不需要直接向朝廷缴纳赋税，但是，却要遭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所遭遇的压迫，也就由人身压迫转变为经济压迫，农民参与起义斗争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中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就反映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与土地的政策息息相关，土地的高度集中，贫富差距的拉大，失地失田农民在土地兼并浪潮中根本无法生存，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贫苦人民被压迫的活不下去，只得被逼上梁山，扯旗造反，而天灾人祸只是起义的导火索。
暴秦、强汉、废晋、骄隋、盛唐、弱宋，这是后人对各朝代的总结。宋朝依靠政变夺得政权，为了巩固皇位，始终坚持压制武将。宋朝虽然是个经济强国，却挨打受气，不仅始终没有恢复唐朝的盛大疆域，反而受到异族的欺凌。当初没有收回的幽云十六州，为日后埋下了祸根，直接影响到两宋的国运！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宋朝不仅面临外敌威胁，国内农民起义始终没有间断过。
宋灭后蜀，曾经纵兵大肆掳掠，给四川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珠宝、铜币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统统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
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失地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世世代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除了要给地主交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这样的佃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边远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由于佃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生活更加穷苦，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
以四川为例，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本是富裕之地，然而在官府、豪强的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尤其是佃农苦不堪言。
北宋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大旱，官府不顾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官僚、豪强、寺观趁天灾强霸农民土地，四川各地饿殍载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极其尖锐。
一边是豪强富人和达官贵人住着高楼大夏，整日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一边是广大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的是不能遮风避雨的茅草屋，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这个世界太不公平，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
历史证明，但凡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高度集中与垄断，必然要引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与反抗。既然已经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不反才是怪事！四川民众用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条真理。走投无路的饥民被迫拿起刀枪，在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王小波和李顺在青城领导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宋微宗宣和年间，更是爆发了方腊与宋江两大起义，尤其是方腊起义，横扫了东南半壁江山，沉重打击了赵宋政权的统治。北宋除了这三起大规模起义之外，小规模农民起义始终没有消停过，两宋三百余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达四百三十九起。这些农民起义军虽然最终都被朝廷残酷镇压下去，可是，毕竟沉重打击了赵宋王朝。
自从金军入侵以来，特别是靖康之变后，各地民众奋起抵抗金军，或是组团自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鱼龙混杂，也有为数众多的不法之徒乘机拉起武装，啸聚山林，为非作歹，打家劫舍。
高宗赵构坐上皇位前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多，也更严重得多。趁着金人入侵，国内“贼寇”蜂起，有既真正的抗金组织，也有既抗金有坑民的武装，还有打着抗金旗号，甚至明火执仗趁火打劫的真土匪，真强盗。数量之多，历史罕见，光是拥有兵马达数万的地方割据势力，两个巴掌都数不过来。至于那些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的小股“贼寇”更是多如牛毛。
这些盗匪中，最可恨的是那些有朝廷赋予番号，可又不服从朝廷调遣的所谓“官军”。他们既向朝廷要军饷，又俨然以土皇帝自居，私自向地方官府征收各种税收，甚至打劫当地富户和过往客商。这些所谓“官军”，比那些明火执仗的盗匪更加可恶，不仅阻断了朝廷财路，还祸害民众，成了掉进灰堆的豆腐，吹不得，更打不得。稍不如他们意，便公开反叛朝廷，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这些叛军、盗匪的代表便有李成、曹成等匪帮，他们投诚朝廷，拥有朝廷颁发的正规番号，不久又反叛成匪，反复无常，危害最大。
还有的盗匪与官府相勾结，荼毒百姓，甚至个别官吏明面上是官，实际上是盗匪头子。
高宗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全国各地发动叛乱的人数超过百万。高宗赵构登基的当月，周德在江宁发动叛乱，不过这场叛乱的规模不算大，李纲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权安抚司事李弥逊合谋，以犒劳周德的名义将盗贼骗到转运司，一举拿获。
也就在这个月，“盗贼”李孝忠攻破襄阳，李孝忠不仅大肆烧掠，还将襄阳青壮年全部强行征召入伍。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杭州叛贼陈通等人假装投降，待走到城下，不听命令，强行冲进城门，占领杭州城，逼迫青壮年加入叛军，一时间叛军人数多达数万人之多。
金军大举南侵，导致北宋灭亡，金兵在北方一路烧杀抢掠，陕西百姓流离失所，被迫涌向蜀地。据守陕西兴州的向子宠不让百姓经兴州入蜀，被他杀死在兴州城外的百姓不计其数。看不惯向子宠所作所为的梁山宋江旧部史斌于七月起义，向子宠仓皇逃跑，史斌义军攻克陕西兴州，登基称帝。
史斌接着领兵进攻剑门失利，被迫退回兴州。第二年，史斌攻打兴元，未克，只得退回关中，改攻长安，被吴玠击败，史斌被俘，被凌迟处死。
同年九月，李孝义与张世领兵数万进攻德安府。同年十一月，张遇率军攻入池州，而后攻入镇江，一度距离高宗赵构的驻跸地扬州仅六十里。
同月，高胜率军进攻平江，高胜被诱杀，赵万继续领导大家造反。同月，丁进率军数万进攻寿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