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选择是？（九）（1 / 2）

武汉……这是离开图瓦后的第一站，连续三个月的马背生活让我苦不堪言，此时我的心里只想早点见到神父同志，然后再想办法把尔斯楞同志也带过来一起吃一吃喝一喝，这是身为孤儿的我活在的世界上的唯一目标了，与其过着一辈子四处流浪的生活不如给自己找一下事情做，而“日记寻宝冒险”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阿译他死前没有说过让我代他见见他们，但是这本日记里记载的精彩故事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多么想亲眼看看日记里这些传奇人物的长相啊。

阿译的日记本是硬皮的，第一页上就贴着他们六个人的合影，六个人中的三人半跪着剩下的三人站着，跪着的人分别是阿译张乐平尔斯楞，神父崔勇和和尚站在后面。日记第二页还有一张六个人并排站着的一张照片，神父在六个人中最高，而我的团长张乐平在他们中间是最矮的。从表情上看，张乐平闷闷不乐的，应该是他们故意使坏让他站在中间的，崔勇依旧是面无表情，就像日记里描述的那样，无论什么时刻都冷静的可怕。

日记后面又会断断续续的贴着几张合照，照片里的人数不断减少，第一个消失的崔勇，日记里说他死于和敌人同归于尽，第二个消失的是和尚，他死于飞机的大口径子弹扫射，也是唯一不知道姓名的，连法号都不知道。第三个消失的是神父，他去重庆举报贪污事件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他在临走前留下了自己老家的地址，正是这里——湖北武汉。第四个消失的是尔斯楞，战争结束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图瓦，我已经见过他了，而张乐平团长因为和“红色游击”过分亲密，于1943年被迫与阿译决裂，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事情。

如果能见到神父同志，我一定要早点告诉他阿译的事情，不过我如果不告诉他，他应该不会像尔斯楞那样把我打一顿的。

在武汉住了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不停地打探神父同志的消息，这当然是一无所获的毕竟我一个人效率实在是太慢，我也不懂得找人帮助，而且我本身没有多少钱，到了10月份底尔斯楞给我的钱基本上也花完了。

后来有一个人主动找上我，他打听到我一直在找人，正好自己是个“找人能手”想挣我的钱，我把自己最后的一点钱全部塞给了他，事实证明这是个愚蠢的选择，他把我的钱全部拿去赌了。

第二年开春，也就是1956年的1月份，我写了一封信通过我住所附近的电报局投送到尔斯楞那里，我向尔斯楞汇报了自己寻找神父同志的经过，我告诉他我并没有找到神父同志的下落，几天后我得到了他的回信：

“辛苦了，小高同志，你并没有理由为一个陌生人劳累奔波，有时间来草原看看吧。”

思索了几天，为了避免饿死的尴尬我有了回到大兴安岭工作的想法，曾经在那里干过活的我还可以在那边碰碰运气，正值支援大东北政策的特殊时期，神父同志可能也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所以我试着去东北找到神父同志。

我抛不下尔斯楞同志送给我的马，骑着它去东北又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在马背上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象古代的人们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呢？我和他们也许在这一时刻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呢？26岁的我依然幼稚。

1956年3月某日，我回到了我三年前呆过的地方，这里已经大变样了，伐木场的旁边扩建了生产大队的休息宿舍，外面还停了三四辆卡车，这些卡车的用途必然是运输原木的，有个戴大臂章的男人站在这排卡车的旁边，应该是专门看守这些汽车的，在这个时候的汽车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停放出行都要被严格的记录在本子上，所以在城里不会见到这些大卡车。

伐木场的门口上挂着一栏大字报：“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经过某个知识分子的解释我才知道这是三年内赶超英国，五年内超越美国的意思。

由于我战斗英雄的身份，我很快就被分配到了一份工作，在伐木场里干起了托运木头的活，每天和工友们一起把山上送下来的木头扛上卡车，再让卡车把木头送到外面我们的任务就完了，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任务，直到一周后我的肩膀被磨出了血泡扛不动木头。

“小高啊，你也太努力了，等我有机会一定向上头给你报一个劳动标兵！另外，你去医护站擦一擦休息几天吧。”

好在队长注意到了我的努力，给我休了几天假期，要不然我的肩膀真的会废掉。医护站在伐木场不远处，这里的本地人基本上不会生病，而受伤生病的基本上是伐木场的工人们，所以医护站干脆搬到伐木场附近了，医护站是一个白色的二层小房屋，从正面看只有不到十米的宽度，房子正中间是一扇单开的木门，房子是以木门为轴的对称结构。

我用还能活动的左臂敲了敲医护站的门，一个个子比我高很多的人打开了门，由于身高差距我第一时间并没有去看清对方的脸，房子里十分亮堂透光，一切都是干净整洁的样子，观察了一会发现这里好像就他一位医生，于是我问道这里是只有他一个人吗？他回答道：

“没错，我还兼任这里的入殓师……小伙你哪里受伤了？”

我脱掉我的外套露出我双肩上的血泡，此时我才抬头看清医生的长相。

“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