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党争无对错53（1 / 2）

田秀英听着吴夫人如数家珍般地细细剖析朝堂党争，心下不由漫出一腔酸楚。

她第一世时还没觉得吴夫人如何出色，到了第二世接触了现代社会之后，她才渐渐反应过来她亲娘哪里了不起。

如果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来计算吴夫人这种扬州瘦马的价值，那吴夫人的年薪理应高达一年九百万，住的是深圳一亿以上的高端大平层。

同时吴夫人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开直播说，“我的钱来的清清白白，房子是靠工资买的，一切都是有记录的，别想污蔑我。”

可惜吴夫人没有生在现代，否则像田弘遇这种一门心思就想靠女儿攀高枝的男人哪里能娶得起她？

田秀英在这一刻忽然心想，要是完成系统任务之后，能把娘也一块带回现代该有多好？

她在现代的经济条件可是日赚两百零八万，就算吴夫人到了现代什么都不会，她也照样能养得起她的娘。

吴夫人仍在道，“所以，如今阉党的前身，就是天启四年之前被东林党打压得一败涂地的齐楚浙党，九千岁能迅速把持朝政，除了皇上的信任，就是因为齐楚浙党中的许多人为了党争甘愿投奔至九千岁麾下。”

“你不要总听外头人传说九千岁蒙蔽皇上如何如何，这原为浙党的沈演能为兄长沈㴶成功报复东林党人，就是顺着皇上的心思来行事呢。”

田秀英问道，“哦？皇上是什么心思？”

吴夫人笑道，“我曾听你爹说，这江南的机户，都是从农家中分离出来的，所谓‘家抒轴而户纂组’，说的就是这江南的许多村落中，农家见那织布能赚着钱，便自购织机以织帛缀丝，渐渐地就从农民转变成了机户，这些机户集中起来，渐渐地就变成了居民数百以至上万户的市镇。”

“苏杭织造所雇佣的工匠，就是从这些机户里来的，织造局行‘堂长制’，苏州有六堂长，宁国有九堂长，堂长一向负责筹办丝料，指挥生产，并负责将岁造缎匹解京，能负担这种任务的，必然是民间机户中的大户。”

“像这样的大户，必定是要由织造局全盘掌握，才算得上是一个万无一失，倘或与乡贤勾连，迟早会成为一个比葛成还要厉害的心腹之患。“

“而这‘东林七贤’一向为德于乡，在当地拥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而东南又一向是朝廷的钱袋子，倘或‘东林七贤’一死，这苏杭之中，又有谁能与朝廷抗衡呢？到时，皇上要在苏杭予取予求，榨出银子来填辽东的窟窿，那又有谁能管得了呢？”

田秀英感叹道，“娘说得没错，无论是什么缙绅乡贤，在朝廷面前，都跟蝼蚁似得一踩就去了半条命，昔年‘董范之变’，不就是最好的例证？”

“董范之变”中的“董”与“范”，即指万历年间浙江湖州有两家权贵富豪，董份与范应期。

董份在嘉靖年间回故乡后，正值苏州一带饥荒，于是他表面上帮助穷苦百姓，实际趁机贱价购买乡民土地，利用家财放私债收高利贷。

不过几年，董家便广占田地，富冠三吴，田地成百上千，贯连苏湖诸邑，岁得利息数百万，成为了南浔屈指可数的乡宦。

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弄清土地纠纷，允许民户回赎，价不足者将予以补足。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湖州百姓的抗议，吴江之民立时便告发董家所占田产与其所出价格不符。

时值吴江县令黄似华本身就怕地方豪富聚财生变，主张锄强，于是便将诉状交由董嗣成自己处理，董嗣成采用了宽让政策，优饶自损，企图平息事态。

不料百姓见了董嗣成退让之态，以为有利可图，竟开始争相恶讼，数月之内，董氏家产损失一半有余，且逐渐波及当地的其他缙绅豪族。

其中受牵连最严重的是同乡的范应期，范应期是嘉靖四十四年状元，致仕归乡后，与乡里人少有往来，虽然财富不如董份多，但乡里人拿他俩一对比，对范应期仇怨更深，一时间起诉范氏者有千人之众。

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与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便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以致范应期不堪其辱，在狱中自缢而死。

范应期之妻吴氏赴京诉冤，明神宗闻之大怒，将知县张应望谪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也受了牵连。

此案波及甚广，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在此情形之下，苏州府推官袁可立临危受命，独自去湖州审理这一棘手大案。

在通过调查之后，袁可立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的田产多以抵债、低价收购或是接受投献而来，属于合法资产。

当时，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的施暴者绳之以法之外，其余上诉百姓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

最终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

吴夫人见状笑道，“秀英是不是觉得东林党有些冤枉？”

田秀英心里想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市民阶层的崛起对于封建皇权的威胁，但是她怕吓着吴夫人，不敢细说，只得道，“我只是想起了从前女先生教我的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