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苏州百姓为何支持周顺昌47（1 / 2）

不过田秀英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即使明末苏州因为织造业而早早地进入了城市化进程，一众百姓会为周顺昌这么个致仕缙绅而聚众抗议依然十分可疑。

要是明末的百姓士绅能这么亲如一家，那哪儿还会有什么“奴变”？

这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总不可能是刚刚入关的满清凭空变出来，强加在江南百姓头上的吧？

满清要有这本事，早在康乾盛世时期就统一全球了，哪里还会有近代近百年的屈辱史？

若要说苏州城内的百姓一致觉得“周顺昌好，魏忠贤坏”，那也不大对劲。

明末农民军里一堆堆的文盲，有效识字率能跟民国时期差不多，真正的底层百姓别说弄清楚东林党跟阉党分别有什么政治主张，恐怕就连周顺昌到底有什么政绩成绩都不知道。

毕竟大明有“异地为官”的制度，自明初起，朱元璋就在朝中实行“南北更调”制，规定“北人官南，南人官北”，使得任职官员的籍贯与就任地区不得相同，以此抑制地方势力的膨胀。

且《大明律》中有相关条文，“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即大明所有官员都不能在自己的任职地购买田宅，就算自掏腰包也不行，谁敢违反，则重打五十大板后撤职，连田宅也要跟着没收入官。

故而大明的所有地方官都是流动的，许多地方官上任后可能刚刚熟悉情况，就又被调任新职，这就加重了地方官的短视行为。

许多地方官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对于那些需要花长时间和大力气才能解决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流官们却往往避而远之。

更糟糕的是，外地官就任后，为了有效执政，则不得不重用本地出身的胥吏，导致地方官的权柄下移落至胥吏手中。

明末政治败坏的一大原因，就是进士出身、品德相对高尚的地方官无法施政，反而本地小吏仗着熟悉乡情欺上瞒下、一手遮天，更有嚣张者，甚至还能将自己的主官也玩弄于股掌之中。

所以田秀英并不相信“周顺昌因为公正廉明而受到苏州百姓拥戴”这种说辞，因为周顺昌既为苏州人，他就绝不可能在苏州做官。

而他在其他地方做官做得再出色，苏州百姓也享受不到他的好处。

田秀英想来想去没想出所以然来，还是开口问吴夫人，吴夫人回道，“这事儿啊，还得从‘京察’说起……”

田秀英眨了眨眼，问道，“娘说的是哪年的京察？”

“京察”即京官考察，每隔六年一察，一般在巳年或者亥年进行，为了区别于考察外官的“外计”，京察又被称为“内计”。

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考察后，或升或黜，由皇帝亲自裁决，五品以下的退休、降职、免职和革职各有不同。

京察始于明宪宗当政时期，成化四年九月根据六科给事中魏元等上疏所请，因星变命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

成化八年，明宪宗下旨命京官十年一考察，开始形成考察京官制度。

至弘治十四年七月，南京吏部尚书林瀚上疏认为地方官员三年一考察，两京及在外武官五年一考选，惟独两京五品以下官员，十年才考察一次，相比之下太受优待，从此改为六年一察。

弘治十七年，又下诏十年一察，后因为给事中许天锡的上疏恢复六年一考察，从此六年一察形成定制。

至正德四年，吏部尚书刘宇、侍郎张彩等又上疏请求考察，此时距离上次弘治年间的京察仅五年，但终因刘瑾的支持而得以执行，从此巳、亥两年考察成为定制。

京察所考察的不称职官员共分为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八类。

其中年老有疾强者退休，罢软无为、贪淫酷暴者革职为民，素行不谨者免职，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者降一级外调。

京察大计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采取向部院发出访单匿名考察的方式，完成后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发还各部院重审议定是否恰当，然后造册奏请待皇帝裁决后，将察疏下发。

京察结束后，言官会对留用官员进行一轮弹劾，这一轮弹劾被称之为“拾遗”。

因京察而被免职的官员，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不得叙用，被拾遗所攻击的官员，无人能够幸免。

自弘治以来，京官考察向来十分严谨，至嘉靖年间，明世宗对从“大议礼”中起家，支持为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追尊上号的诸臣多有庇护，惟独对在京察时被黜落的官员不讲一丝情面。

因京察被罢斥的教官王玠、光禄监事钱子勋、御史虞守、随州同知丰坊等，虽然曾经在明世宗为兴献王世子时就百般献媚逢迎，但明世宗仍然没有再破例起用。

因京察被降职的官员如赵文华、彭泽、储良才等，虽然因严嵩的庇护而最终复职，但亦被严加重斥。

故而在万历朝之前，士大夫们皆以挂察典为终身的污点。

然则，至万历年间时，朝堂风气忽然为之一变。

明神宗先是重新启用隆庆年间高拱因私怨而罢斥的张槚、魏时亮等官员，打破了京察的成例。

尔后，因明神宗长期实行静摄，导致君臣间隔，对官员的升黜则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总是任情用事，轻易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