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阿协定（1 / 1）

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人们指点迷津，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随即建立了东蒙自治军第一、二、三、四师和第五、第六支队，力量大增，东蒙地区民族自治的情绪不断高涨。一些民族干部和部队军官为了保护民族利益，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东北民主联军向内人党主政的地区渗透，而东蒙古的范围在民主联军的控制下也扩展不出去，双方在边界地区犬牙交错，互不相让。尤其是哲理木盟第二师和昭乌达盟第三师与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之间的形势紧张。

1946年2月的一天，阿斯根接到了一封电报，电报说：冀热辽军分区李运昌部向赤峰林西一线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受到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属骑兵第4师贺子章部阻拦，双方发生军事磨擦，一时间关系紧张，有打大仗的可能。

阿斯根眉头紧锁，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几天来，他连续接到第二师和第三师的报告，都说是和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的部队发生摩擦，有打大仗的可能，这让他心神不宁。事态严重，他找来哈丰阿去见博彦满都，三人一起商量对策。

哈丰阿说：我们实行的是民族高度自治，蒙古族的地盘，不允许中共的势力进入，这是关系民族利益的大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民族利益，甚至不惜一战。

阿斯根说：共产党有二百万军队，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后勤保障充足，我们的部队刚刚建立，不足两万人，成分复杂，纪律松散，武器不足，弹药奇缺，要与共军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拆了别人的台，也给自己挖了坑，堵了别人的道路，也给自己封了路，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我们决不能做。当前要是失去了共产党这样的朋友，那我们就走上绝路了。

博彦满都说：我们很弱小，在夹缝中生存不容易，应该选择一条中庸之道，保护好自己，保存好实力，消除摩擦，寻求合作，才是上策。

三人争论不休，愁眉不展之际，电报员报告说：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张平化邀请东蒙自治军司令员阿斯根、兴安南地区行政公署主任乌力图前往郑家屯举行会谈，商讨东蒙古与西满军区之间、蒙古人聚集地与汉人聚集地之间的军政关系问题。三人商议后，阿斯根立即起身前往郑家屯。

在郑家屯，以吕正操为代表的谈判团和以阿斯根为代表的谈判团进行了洽谈，谈判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政治方面:地名叫县的地方由共产党领导的西满分局负责管理；地名叫旗的地方，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负责管理。在军事方面：西满各地的党政队伍及军队原则上不住蒙古人居住区，如因军事需要进入蒙古人居住区时，军队补给不由蒙古人负担。在军事作战方面：采取双方配合共同作战的原则，对土匪和反动武装，不论其在蒙古地区还是在汉族地区，一经察觉双方均有就近联合剿除之任务。

协议达成后，西满军区立即向八路军各地军政首长发布《通令》，要求各地按照吕阿协定解决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军政关系。阿斯根则深入赤峰、通辽等地一边推动落实“吕阿协定”的执行情况，一边对部队进行调研。阿斯根在调研中了解到，东蒙自治军的组织成分极其复杂，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向骑兵一师那样进行整顿，于是要求与西满分局举行第二次谈判。

吕正操与李富春派驻守在通辽主持工作的方知达与阿斯根谈判，最后在吕阿协定中又加上了两条：（一）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接受西满军区的领导和指挥，欢迎西满军区派各级军政干部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工作；（二）西满军区保障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的武器和给养。并正式签署公布了《吕阿协定》。

史学家评说道：《吕阿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合作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成功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由地方民族武装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是东蒙古人民自治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东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政治影响。

《吕阿协定》，打开了东蒙古大门，让共产党的干部进入到东蒙地区，建立党的组织。1946年3月，以张策、胡昭衡、方知达、胡秉权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乌兰浩特成立了西满军区办事处，书记张策，委员胡昭衡、胡秉权。随后，方志达、胡子寿、蒋弼仁、毕舒国、宋振鼎等一大批中共党员也进入东蒙地区，深入到旗、苏木、嘎查政权部门担任要职；一些军政干部被分配到东蒙自治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极大地加强了东蒙地方和军队建设，使东蒙古自治军这支民族武装，成长为人民军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创建巩固的东蒙古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