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布灾难 全民抗鼠疫（2 / 2）
张先生五十多岁，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还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
两天前，他上了一趟街，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防疫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死一个是一个。可这个张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就骂，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这天，他跟看守说了点可怜话，趁看守不留神，就悄悄的摸出了房门，撒腿就跑。看守发现了去追，他像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向看守扔去，差点扎到看守的脸上。看守见追不上他，开枪打伤了他的腿，把他抓了回来，他还在不停的骂，到了晚上就发病断气了。
人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和杂役拖去东大河边上，而防疫工作队的主要工作是到病人家里及房屋四周消毒，控制人们出门，对正常人实行居家隔离，同时进行打鼠灭蚤。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没人愿意被关起来，更没人愿意相信，染了病的亲人彻底没救了，隔离治疗工作困难重重。
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按照东北的习惯，准备好了过年的杀猪菜，这天就要蒸馒头了。
清晨6点，乌兰浩特上空笼罩着灰色的霾，不见一缕炊烟。一挂马车行驶在空荡荡的大道上，车轮碾在雪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车夫坐在车耳板子上，屁股一颠一颠，指指前面路口，对车上的人说：运尸队刚清完一趟，没歇气又去收尸了，今天死的人多。所有的尸首都要运往东大河，说要集中火化。特木尔巴根、玛尼巴达喇、萨嘎拉扎布等领导已经去往东大河的路上了，他回头看了看车上的两位杂役，咳嗽一声，掀开口罩吐了口痰：咱们直接去停尸场。
车老板沉默一会儿，又挪了挪屁股说：昨天巴布斯没了，先是被传染，接着把自己反锁在隔离室，吃了安眠药，发现时早已断气了。要不是巴布斯大夫，我家就死绝了，说着眼里噙满了泪花。沉默了一会，车老板接着说：我家有四口人，老娘、媳妇和八岁的儿子。一个月前，老婆去街上一家糕饼店买点心，钱还没付，卖点心的丢下秤盘子跑了。糕饼店里突然炸了窝，原来是店老板死了。我媳妇边看热闹边等着付钱，最后拎了包不要钱的点心回家了。
媳妇到家就干活，洗了半桶衣裳，做了全家人的饭，还喂了牲口，忙活完，一屁股坐在马棚里，不想起来。我娘过去看，一摸脑门，滚烫，就熬姜汤，给她捂上被子发汗，前后没俩小时，就咳得喘不过气了。我一看不行，套上马车要去找大夫，一开门，撞见一群裹着防护服的人，带队的正是巴布斯，他说糕饼店的老板是鼠疫死的，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巴布斯大夫一上来先给我们戴口罩，防疫队给每人量了体温，要把我媳妇送去疑似病院，其他人送接触隔离间，我不同意，要亲自照顾媳妇，孩子娘也闹。我当时还弄不清楚，以为是要抓我们蹲号子，进了隔离室，没打针没吃药，先把我们一家子分开关了。
车老板扬起鞭子使劲抽在马屁股上，吆喝一声接着说：隔离七天后，媳妇和老娘死了，我和儿子活了下来。我把儿子送到亲戚家，自己赶着马车加入了收尸队。我的命是抗疫队救的，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去咱是个怂包，但死人见多了，又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所以啥也不怕了。
车老板抹了抹额头，揉掉眉毛上的冰碴子，不再说话，解开口罩，点了根烟，使劲抽两口丢掉，又系上口罩，继续往前走。马车前见到了一具尸体。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央，保持着摔倒的姿势，身上结了一层薄冰。两个差役从车上取下一片毛毯，小心的为他裹好，抬上了大车。车老板说：走路歪歪扭扭栽死的，肯定是鼠疫，这症状，跟得了病的老鼠一个样。紧接着，又是一具，身上卷着铺盖。第三具，第四具，第五具……从城里走到停尸场，一路见了五个死人。
停尸场，没有坟，只有棺材和死人，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一路堆过去，几里地望不到头。不少棺材还敞着口，有的尸体从里头掉出半截紫黑的手脚搭在薄薄的板材上，结了一层霜，还有些没入殓的尸体直接搁在雪地上，身体僵成扭曲的姿势。
排在第一位的是阿拉坦巴根，第二的是巴布斯，接着是二十多个因公牺牲的人，特木尔巴根为他们每人做了一口简易的棺材，一顺水的摆放在最北端。他们当中有机关职员、学生和社会各届人士，都是在开展宣传和普及疫病防疫知识、打鼠灭蚤、处理污水、保护水源、打扫卫生、现场消毒、站岗放哨、管制交通、划定隔离区、切断传染源、处理尸体等工作中被传染的。
阿拉坦巴根是自杀的，连日来，他一刻不停地奔波，不是在疫区巡视，就是在实验室研究。那日，阿拉坦巴根巡回检查隔离区，疑似区内有个小姑娘，叫阿柔娜，16岁，长得好看水灵，见了阿拉坦巴根就闹着要回家，说自己不是黑死病，阿拉坦巴根告诉她：孩子，你已经是确诊病人了。阿柔娜吓懵了，瞪大眼睛看着阿拉坦巴根大夫，嘴角一撇，要哭出来，阿拉坦巴根大夫连忙跟旁边的人要了个新口罩，给她戴好说“没事”。阿柔娜半张脸蒙在口罩里，两眼吧嗒吧嗒掉眼泪，一声也不吭。
忽然，小姑娘像疯了一样扑向阿拉坦巴根，撕他的防疫服，扯掉了他的口罩，并在他的脸上挠了两道抓痕。旁边的人用木棒打昏了阿柔娜，她才算停止了撕扯。
当晚，阿拉坦巴根知道自己被感染了，把自己锁在房内，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重重地抽了一口，心中一点都没感觉到害怕，只是有种重重的压抑，那是一种感情上的压抑，长时间无法宣泄造成的。阿拉坦巴根吸完烟，用手术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
每天死的人太多，赶制棺材来不及，后来的尸体就直接拉到停尸场堆积。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尸体就地排放。这里的尸体已经堆了两千多具，排列长达二里多地。自从隔离开始，乌兰浩特更加人心惶惶，除了疫情，还有无家无业的流民无处安置。疫情蔓延，无力可挡，这些人凶多吉少。隔离已经做到位，死亡人数却与日俱增，尸体不烧，鼠疫就不灭。
一些警察和杂役把棺木聚集在一起，搭成有空隙的长廊状，又将无棺木的尸体堆在上面，洒了许多柴油，然后在上风头点燃，刹那间大火燃烧起来，正直三九天，天冷风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焰瞬间映红了半个天空，窜起的黑烟有二里地高。火光中传来噼噼啪啪火烧木材的声响，处于下风头几十里的地方，都能闻到肉体烧糊的味道。
大年三十，本是家家欢乐过新年，鸣放鞭炮的时候，可这一天，整个乌兰浩特市区听不见爆竹声，只见东大河方向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大火足足烧了七天，才在浓浓的黑烟中渐渐熄灭，留下一堆黑灰和残骨。
1946年2月，苏联派来专家并运来大批药品，加之乌兰浩特及周边地区人民的奋力抗疫，直至清明时节鼠疫才渐渐平息下来。
特木耳巴根长长舒了一口气说：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胜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止于立夏，这个规律，我们智慧的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掌握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场巨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日本人种下的罪恶祸根。
这次鼠疫，蔓延18个旗县，据不完全统计，兴安盟地区有感染病人和疑似病人47522人，死亡39097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死亡的二百三十六名官兵。据估算，在当年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个数据比实际死亡数据要少许多。
那一年，兴安盟是疫情重灾区，黑死病传染了每一个村屯，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至今还在。
在疫情总结会上，特木尔巴根说：整个防疫工作参差不齐，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地方简直就是一地鸡毛。这次疫情就像一面照妖镜，我们还没把病毒整明白，病毒就已经帮我们检测出商人的良知，专家的素养，医生的操守，民众的无知，人性的贪婪。
玛尼巴达喇说：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懒政、蠢政、庸政、利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利益的事不干，不利于政绩的事不干，不利于自己的事不干，在大疫面前自私贪婪的本性暴露无疑。
哈丰阿说：权力一旦落入流氓之手，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积德永远斗不过缺德。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不行那就是干啥啥不行。为此，疫情之后，东蒙古自治政府做出决定，对那些弄虚作假，不担当、不作为，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甚至临阵退缩的干部，果断予以调整，撤换掉一批贪官、庸官，使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