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至极的老饕曾九帅781（2 / 2）

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

一是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

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毫不在乎之态。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长沙）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千四百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二百一十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

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国荃性喜财货，但也并非悭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有人记载：“公家居时，有朱瞑庵者流寓长沙，岁暮贫甚，榜诗于门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公闻之，叹曰：‘此我辈之责也。’急造访，赠钱十万”。

有人记曰：“山西大荒，……起曾九帅国荃为山西巡抚。九帅先出家资十万，采买米粟，复多方设法赈救，所活无算，三晋人颇德之。”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了生动的报道：“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禄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宪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长生禄位、万民衣伞，攀辕卧辙，香案十里……此等场景，我们只是在古装电视剧中见过。以《申报》当年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果不是亲见，断不可能红口白牙地瞎编。

曾国荃真的是让人值得敬佩！

其不逊于其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