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为什么灭亡：天令其亡,先令其狂428（2 / 2）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 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因为清朝的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犯下了严重错误，南明后期得以顺势团结了几十万大顺军、张献忠的归降部队，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共同对付清兵，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各个将领依旧各自为政，南明的几个大将，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卖身投靠;郑成功虽然有大志、有军事才能，却私心自用，断送华南抗清大业。之后退守台湾，一心守护自己郑家的地盘;李定国也是悲剧，出滇抗清前期遭孙可望妒恨，无法在两湖、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却是郑成功的虚应，结果导致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最后只好死而后已。

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皇太极的改革

皇太极这个人很不简单，以往我们过多把目光放到他在军事的胜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规模改革，而后者才正是后金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尔哈赤当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误，他实行对对汉官汉民的残暴政策。屠杀、镇压、奴役激起汉族各阶层的反抗，造成后金社会的动荡不安。

皇太极即位后马上就调整对待汉官汉民的政策，使汉官汉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缓和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皇太极即位后的第四天，就颁布了一项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在颁布这项法令以后的第三天，又颁布了一项新的重要法令，这个新法令要求停止筑城等过重的劳役，使老百姓可以“专勤南亩，以重本务”。新法令还说：在社会上“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判罪犯，承担“差徭公务”等，不得差别对待。

这些政策的颁布对后金汉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为后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十分简陋，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致力于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个月，即天聪十年(1636年)的三月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这是继天聪五年仿明制设立六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动。五六月间，还设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统治机构。

皇太极通过完善中央统治机构的过程，削弱八旗贝勒的实权，逐步集权于中央的过程，从而巩固了皇权。

因为皇太极的锐意进取，大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体制改革，为将来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满族社会中沿袭着一种很古老的婚姻习俗，崇德改元之后，皇太极也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改革，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同时还废止了“夫死妻殉”的陈旧习俗。

天聪六年(1632年)满文改革家达海，改进了初创时期的满文。

于是满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都是皇太极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农业的改革是大清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像努尔哈赤时候的经济危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比皇太极，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简直无知无识，差得太远。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明帝国会有这么多昏庸无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监，而不过数十万人的女真族竟然会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灭亡是上天的安排，还是别有原因呢?

入关后的政策

大清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在范文程、洪承畴等的建议下，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 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这样，清兵征战方面有多尔衮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吴三桂的辽东精兵，战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畴等运筹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适的政策，大量启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国家，巩固占领的领土，为出击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来的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关键。

清朝政府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

清朝政府推行无主荒地免费分给农民垦种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这些政策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即每年4561顷。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

在1645至1661年间，因为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同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颇有盈余。明朝中叶以来一直伴随着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清朝政府还开辟了专门的部门处理水利事务，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统早已经是混乱不堪。在清朝政府统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在王永吉的领导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堤坝。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后六十年内，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造福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改革措施上并非自己独创，相反，清朝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央机构，乃至改革方针，都是沿用了明朝时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也是明朝灭亡后投诚过来的叛臣，改革对于清朝政府来说好像没有明朝时期那么难，虽然在清朝入关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终统一全国不是因为暴力镇压，而是因为积极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认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对他们而言，这些改革措施他们比清朝政府更有条件做到，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决财政危机，提高军事实力，只不过他们都不屑、不愿去做罢了。

明之灭亡

明朝末年，“中国以土广民众，文化水准比较高的民族，但却为局处一隅的后金的野蛮民族的所击败”。此论有失偏颇，清之取国于李自成，而非明，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识。

明末年间曾流传一首民谣。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塌了罢!你塌了罢!”

可见普通民众对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绝非只靠杀戮。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下意识的忽略这点，只靠武力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暴政，就算是纵横天下无敌的蒙古骑兵，也是迅速瓦解。

经过几十年的农民战争和清朝的统一战争，全国土地荒芜，人丁缺少，财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万口，还不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万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国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万多顷。

天府之国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江西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鱼米之乡的湖南“自岳而长，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行人”。

而康熙采取了积极的政治、经济改革，奖励垦荒，轻徭薄赋，惩治贪污，并且兴修水利，节约开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1709年(康熙48年)后，户部库存银由一千二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国人丁增至两千四百九十多万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万顷。1661年，顺治年间，人口不过1亿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间，人口数已经上升到3亿。社会出现了相对繁荣安定的局面，史称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康熙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之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取消了千年来的人头税和丁役银。这些都极大的鼓励了中国民间人口的繁荣。

这样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积极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经超过了张居正时期的成就，相对于明朝中后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务政治、党争，以及苛政来说，说前清“康熙盛世”并不为过。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女真的夹击下最终灭亡，但是以后金区区数十万人口，十来万兵力，又或是在饥饿状态下的几乎毫无战斗力的百万流民，是没有可能推翻一个只要稍微积极一点的明朝帝国。

如果没有女真，也没有李自成，明朝继续这样毫无活力，步履蹒跚的走下去，民众也继续对压迫和恐怖无动于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这一切，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

中国又能够凭什么来改写近代那么最屈辱的历史呢?

明朝之灭亡，实属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贫民百姓，都难辞其咎，明朝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对待，也就势必遭到报应。

中国近代之衰落，现代之复兴，未来之命运，都是同样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今天我们所做的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后人会惊叹我们勇气和先见之明，还是会诅咒我们的怯懦和愚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