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在另一种生命里30(1 / 1)

琼斯利用下午的空闲时光整理地下室的库存。她看着眼前的货架,纳旦堡酒庄的葡萄酒是她最爱的葡萄酒,她把最珍贵的葡萄酒留到最好的时机再喝,但是时光转瞬即逝,她从没有遇上一个最好的时机。她的手轻轻拂过上面那层薄薄的灰尘,回味起某个六月的夜晚,酋长队获得了NFL冠军,那个夏天转瞬即逝,就如同琼斯的青春一样。突然,一阵来自胸部的疼痛击中了她。她弯下腰,喘不过气来。她扶住了梯子,朝着大厅爬过去。她在围裙的口袋里找到了药,成功把盖子打开后,往手心倒了三颗,向喉咙送去,头朝后仰好让药片赶紧咽下去。

疼得要命,琼斯甚至坐在了地上,药物慢慢起了作用。她自言自语,如果上帝今天不要她走,她的心脏一定会在几分钟后平稳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她要接受来自约翰尼·雪莱的邀请,如果他还愿意的话。之前她拒绝了他很多次的邀请,但她很想念那个男人。她知道在生活里面,她绝对是一样无比强硬的女人,但是当她遇见了约翰尼,她总是会变得手足无措,如同刚刚步入成年礼的女孩。是不是要等到那个人走远了,我们才会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每天中午,约翰尼坐在大厅里时,他有注意到他的餐盘和其他的客人不一样吗?

他应该早就猜到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和她一样害羞,但他有直觉。琼斯很高兴阿德里安接管了他的书店。当约翰尼说他要退休时,是她提议找一个人来接替他,让他终生奋斗的事业后继有人。然后她又发现,这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当约翰尼退休之后,他们会一起经营她的花店。琼斯负责花艺,约翰尼负责在后厨忙碌。虽然她不知道约翰尼的厨艺如何,但是她可以在空余时间教他如何制作自己最得意的玫瑰慕斯。她也可以和约翰尼去自己一切想去的地方,她想置身于意大利的罗马,体验一下安妮公主迷迷糊糊的爱情。她想置身于西班牙的马德里,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观看一场激烈的斗牛比赛。她更想去中国的BJ,看一看万里长城,感受一下历史带给她的安全感。

她抬起头,天花板的吊灯开始转起来,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开始转起来,就像是一场芭蕾舞表演。突然,有股强大的力量压在她的身上。她深呼一口气,闭上眼睛,身体一侧开始颤动。她的头慢慢靠近地板,她听到耳膜里传来的心跳声,然后她便失去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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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穿着一件花裙子和一件带有黄色星星的棉衬衣。那年她七岁。一天午夜,一阵敲门声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宁静。她的父亲从卧室走出,打开了门,外面站着两名法国警察。他们看了看父亲肩膀上佩戴的黄色星星,随后表示有件事情要核实一下,他们希望他们可以配合。从那时起,父亲一直紧握着她的手。她和自己的父母跟随着两名法国警察来到了一辆货车内,当她进入了货车,货箱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和自己一样,肩膀处都佩戴着黄色的星星。

货车开始缓缓行进,恐惧使得她忘记了时间的概念。她不知道了颠簸了多久,司机打开了货箱的门,用恶劣的语气命令他们下车。他们跟随着警察的脚步来到了一所名为‘法国自行车冬季竞赛馆‘的地方。那时刚好是七月份,佩戴着黄色星星的人挤满了冬赛馆,闷热的天气使他们感到头晕目眩。她并不知道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她只是感到害怕。她死死攥住父亲的手,父亲轻抚着她的头,安慰她,她就是自己这一生最美丽的作品,他要她不要和母亲讲,不然母亲会吃醋的。她笑了,因为她知道他爱母亲跟他爱她是一样多的。不知过了多久,太阳开始落山了,几名警察来到了冬赛馆,粗暴的将大人们带离这里。她死死抓住父亲的手,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警察一脚将她踹倒,她的眼前一阵发黑,耳膜里面传来了心跳声。当她再次醒来时,父母已经不见了,冬赛馆里面都是一些正在哭喊的孩子们。她顾不得这么多了,她或许真的是个自私的人。她从肩膀上摘掉了黄色的星星,独自从冬赛馆里面跑出去。在此之后,他遇见了一名老妇人,老妇人得知了她的身份,依然将她收留在家中,躲避了多次法国警察以及德国士兵的巡查。一个月后,老妇人将她送去了车站,火车将她一路送往英格兰,在一个没有头衔的将军身边工作。每天早上起床时,她都会幻想父亲给她打电话。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的期待。

二十岁那年,警察来到她家。那个时候,琼斯住在她工作的洗衣店楼上的单间里面,那是一幢白蚁丛生,摇摇欲坠的破楼。警察告诉她,她父亲的遗体在德国的集中营里找到了。年轻的警察非常难过地告诉她这一悲痛的消息。尸检报告表明,打破他脑袋的子弹来自德国。琼斯笑着安慰警察,她的父亲早就死了,他搞错了。直到战争的最后,她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而他一定是被埋在了英国的某个地方。被警察抓走了,他成功逃脱,来到了伦敦。人们在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证件,确定了他的身份。

琼斯拿着警察递给她的钱包,打开泛黄的证件,上面还有斑斑血迹。她摸着证件上的照片,他的笑容依旧。关上门,她用温柔的口吻说道:“父亲肯定是在逃亡途中丢掉了证件,有人把证件偷走了,就是这么简单。”

等到晚上,她打开藏在钱包夹层里的信件,读完之后,放在手里卷起来。

第一任丈夫去世后,琼斯卖掉了洗衣店——她不知道加了多少小时的班才从老板手中买来的店。工会没有一个人相信她会工作这么长时间。某个夏天的下午,她出发去加来,坐上海轮,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伦敦,随身行李只有一个箱子。她来到南肯辛顿地区一栋高层建筑的白墙前面,跪在街角的一棵树下,用手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她把发黄的证件埋进里面,上面还有干掉的血迹,低声说道:“我们到了。”

警察问她在干什么,她站起来,含着泪回答:

“我把证件带给我的父亲,我们从战争开始就没见过面。我亏欠他良多……”

警察摘下了帽子,从上衣口袋给他一张名片。

“有需要可以找我。”

琼斯接过了名片,上面写着:“约翰尼·雪莱。”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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