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英国人的和平外交61（1 / 2）

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与清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军事进攻逐步转向依据条约，以“和平”手段来攫取中国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由坚持对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导作用。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6年里，清朝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安无事”的局面。

但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争端，关系再度恶化。

中英形成争端的第一个问题，是英人广州入城之争。英方对华提出这个问题，最早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是年十月，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向清朝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求允许，居住在广州城外的英国商民，入居城内。

英方提出这一要求的依据，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但实际上，该条约所载条文内容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从上述中文条款看，清廷同意的是英国驻华领事，而普通的英国移民，只能居住于中国五处港口，没有入居城内的权利。

显然，英方是在蓄意引申《南京条约》的条款，以此争取额外的利益。

清廷当然知道英方的用意，是年底，恰好为清朝向英国缴纳最后一笔鸦片战争赔款，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交清赔款后，英国应将其占领的浙江舟山群岛，归还中国。

德庇时以全面履行中英《南京条约》为借口，将入居广州城，与归还舟山联系到一起，声称如不允许英人入居广州城，英国就不归还舟山群岛。

两广总督耆英通过暗中活动，承诺两年后让英人进城，从而再次取得英方对其处境的“理解”，同意“暂缓入城”。

但清廷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迫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意签署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第一次肯定了英国人的入城权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原英国新加坡总督文翰，接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上任后，照会接替耆英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要求清延按先期承诺允准英人入城。

但徐广缙不顾前此耆英的许诺，对英人入城要求给予拒绝。英方唯恐强行入城，难以获得实际利益，并可能酿成激烈冲突。

而当时又忙于欧洲战争，一时难以抽出大规模兵力，来华组织新的战争，遂决定采取迁回策略，暂时搁置入城要求，去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

但英方声称，“两国之间，将来无论发生，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件，其过失都在中国政府方面。”

徐广缙等人根本不清楚，英方的战略构想，将其在入城问题上的暂时退却，错误地视为自己的一次重大胜利。

道光帝还下令将上海、天津和南京三地督抚、道台官员拥有的外事处理权，一并移交给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

道光帝对徐广缙、叶名琛的奖赏，和国家外事权向广东集中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徐广缙的盲目排外的情绪，减弱了外交政策上的弹性，表现出清朝的对外政策又从缓和为主急剧向强硬转变。

英方迂回战略的实施，清朝对外政策重新转为盲目强硬，预示着中英之间的对抗将更为激烈。

华夏四年三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会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一起来到广州求石达开会见谈判“修约”。

所谓“修约”，就是要修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英国公使带头提出，这一要求，在道光二十四年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