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清失败的货币改制46（1 / 2）

大清政府没有铸造计量银币，因此不能用货币贬值来缓解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因为国内白银短缺造成的严重通货紧缩。

这些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最终在1851年触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并给清政府带来增加军费的压力。

从1851年开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广东、福建和西南地区爆发的其他小规模起义，大清开销的军费总额高达上亿两白银。

19世纪50年代，大清年收入仅约4000万两。为了应付困境，清政府除了开始征收间接消费税外，还试图通过发行纸币，铸造贬值的铜钱甚至铁钱来弥补赤字。

大清纸钞的发行，在石达开汉王币的冲击下，彻底失败了。清政府于1864年废止了纸钞，继续实行原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

当时大清有些官员，发行纸钞只是孤注一掷的“通胀融资”（inflationaryfinancing）的一个例子。

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地编纂的地方志，大多没有提到大清纸钞。纸钞未能流通，意味着清政府没有从纸钞发行中获得经济利益。

这与石达开的汉王币成功流通形成了鲜明对比，石达开刚发行就用军队，保证了纸币的流动性。

国家发行的纸币与民间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着根本的差异。国家在其领土内，可以利用政治权力赋予其发行的纸币以法定货币的地位。因此，不可兑换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纸币的失败。

那为什么19世纪50年代的清政府，甚至无法迫使自己的军队和督抚，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粮食贸易、煤炭开采等领域，针对市场和商人的采用实际政策。这些政策显示，清政府官员愈来愈认识到，市场运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1853年前的大清货币改革计划条理清晰，推进谨慎。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分别以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的白银和制钱计价。

大清中央和省级财政官员都明白，官府发行的纸钞要获得成功，需要能够在商业交易中得以流通。

为了确保纸币的价值，清政府在城市和主要市镇设立了官钱局，这是在储备金基础上，发行和流通纸钞的金融中介机构。

大清政府动员民间金融商，以当时的钱庄模式来管理这些机构，并试图利用公款支持其运作。然而，这项制度建设的尝试未能成功。

为什么大清19世纪50年代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失败了呢？为什么大清发行纸币，没有像石达开那样，成为激励国家当权者，寻求财政集中管理的动力呢？

18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处理货币问题上，尊重市场的政策框架，这对其渐进流通纸币的计划，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渐进的方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经济核心地区，长江中下游发生的残酷战争，打乱了地区间的私人金融和贸易网络，扰乱了正常的财政运作。

在太平天国要扫灭清妖的状况下，银票（即以白银计价的纸钞）流通十分困难。

清政府官员在1855年之前，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流通银票，反而决定采用，以制钱计价的宝钞代替银票。

这是清政府认真地尝试用铜本位制，替换银本位制，并用钞票作辅助手段。

19世纪20年代以来，大清经世学派的官员和学者深入讨论。而“改（银）票用（宝）钞”这一决定，对保证纸币可兑换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50年代，面对太平军战争威胁下，清政府不能用粮食或食盐，来担保纸币的价值，只能用铜钱来兑换纸币。

此外，跨地区运输，大量笨重而低价的铜钱极其困难，大清中央很会甩锅，将宝钞兑换的问题转嫁给各省政府。

对以制钱为单位的纸币的依赖，使兑换工作高度分散。在这样的战时经济运作中，清政府显然难以建立集中的财政制度，以保障纸币的价值。

清政府失败的纸币试验表明，要使制度建设持续迈向集中化，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例如繁荣的跨地区贸易和全国性的金融网络。

18世纪的清政府在管理货币、规范金融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其19世纪50年代货币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维持银两和制钱之间1∶1000的官方兑换价，是清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

18世纪初，清政府对“钱贵银贱”现象，（即制钱相对于银两的高价值）非常关注。

乾隆在位时期（1736-1796），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管理货币。

首先，大清政府的目标，是保持白银与制钱之间的供需平衡，而不是依靠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控制。

例如，1两白银只能兑换约700到800文制钱，清政府下令各省开铸制钱，希望增加新铸制钱的产量，来提高银两的相对价值。

出于同样的考量，大清中央政府还下令将地方政府存留的制钱，定期投放到市场以兑换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