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滞留途中深陷苦闷25（2 / 2）

汪正珠本想调侃一下自己的病体，谁知不小心触到了丈夫的痛处，便赶忙道：“怪我胡说，夫君不要……不要……放在心上。”

李振钧似乎在想着什么，没有做声。

这次以后，，李振钧对功名的渴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急切。也许是他内心觉得愧对妻子，也或许是他内心隐隐担忧妻子会活不长久，担心她不能看到自己登科及第，不能让她享受到朝廷封荫的荣耀。那样，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也许是受父亲汪志伊称许李振钧为“第一人”的影响，结婚以后，随着对李振钧了解的加深，汪正珠也确信李振钧的才华超出了她的兄弟们，肯定会有金榜题名的一天。往日里，李振钧年轻气盛，朋友聚会，往往任性贪杯，汪正珠总是像对待弟弟一般宽容爱护。即使两人之间偶然产生矛盾，她都能够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让丈夫受到委屈。有时婆婆知道了总要责备李振钧，这时候，汪正珠就主动担责，她会告诉婆婆是自己做得不好，惹得丈夫生气了。婆婆心里自然明白儿媳的心事，当然也不忍心责备于她。

李振钧每次有了新作，都要拿给妻子评判。汪正珠生性聪慧，自幼得到父亲的亲自教育，也能作诗填词，但她又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认为这些都不是女孩子要追求的虚名，这方面的才能也就未能充分显露出来。但是，她每次读了李振钧的新作，不但能够理解诗中抒发的情怀，更能够读懂他的心事。有时她也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李振钧一起谈论一番。只是她不会轻易这么做，但她每次指出的时候，夫妻俩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最终李振钧都会欣然接受她的意见。在李振钧的心中，汪正珠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与他不可分离的另一个自己。

数年的奔波，让李振钧在沉醉于沿途风光的同时，也多少忽略了对时事的关注。武汉三镇是中国腹部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人口集中之地。留寓武昌期间，李振钧有机会仔细观察社会，又从友人们那里了解到许多新闻和旧闻，坊间盛传着“康乾盛世”盛名之下的中国，其实已经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曾经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甚至于“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正如给了嘉庆当头一闷棍。

表面风光的大清王朝，居然差一点就被数百名“暴民”端了老巢。震惊之余，上层统治者除了加强戒备，巩固统治而外，根本未能从深层次分析原因，力求改革图新。

而在外部，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日渐增加。鸦片的输入，不仅毒害中国人的身体，损害中国人的灵魂，而且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削弱清政府的国力。朝廷在禁烟问题上时紧时松，弛禁派为了个人利益以及集团的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严禁派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目的，与弛禁派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弛禁派和严禁派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也使得朝廷一直在弛禁和严禁之间摇摆不定，引起严重的内耗。

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的形势下，企图倾尽全力维护王朝的稳定，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得清王朝的败落逐渐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没落。

李振钧早已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发现了这些问题的端倪，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因为长期随侍父亲身边，他不仅了解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也积累了一定的从政经验。但是，他却对从政没有兴趣，他的理想只是想著书立说，希望能够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者像张载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一个熟读经史，头脑活跃、眼光敏锐的青年知识分子，李振钧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深深的忧虑。从小接受的教育，他随侍父亲时接触的顾皋等人的影响，不仅使他早熟，丰富了他的阅历，开拓了他的眼界，尤其是使他形成了相对独立自由的性格。

可悲的是，一般士子们大多数即使皓首穷经也不过为了功名利禄，整个大清王朝也早已成为一口巨大的铁锅，臣民们不过是锅中温水里苟活的青蛙。少数士人虽然对此有所直觉，但是大多更为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忽视了被弄得日益面目全非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李振钧属于极少数的清醒者之一。

清醒者，往往也是苦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