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之一（2 / 2）

看门先生欠着身子，和那位女士交谈了几句，但她摇了摇头，嘀咕了几句后，还是继续保持着有规律的啜泣声。看门先生只得走过来，在我身旁坐下，他没有看着我，静默了一会，然后对我说道:“这位是您母亲的密友，有且仅唯一关系十分亲密的人；您母亲过世，她便一无所有了。”所有人都这样沉默的坐着。那位女士的哭声渐弱，可依旧很有节奏。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她也沉默了。只是我的困意全都消散了，可我浑身难受，依然很累。

这时场上所有的人都让我觉得非常难受。在我的耳边有时会传来奇怪的响声，听不出来是些什么。慢慢地，我才发觉那是其中几个老头鼓动着腮帮子时发出来的声音。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小动作会使人怎样的烦躁。

咖啡都被喝完了。在我的眼中，我的过世的母亲和他们本就毫无意义，现在回想，这种想法有些癫狂。再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太记得了。

半夜我醒来时，看见老人们也都蜷缩着睡去，有的用拐棍撑着下巴，眼神却始终盯着我，就像是偷窥我几时醒来。不多予理睬，我还是睡入梦乡。

次日清晨，阳光从头顶照射进来。至于我醒的原因，是腰疼的厉害。紧接着一位老人也醒了过来，还不停咳嗽。他有着一块格纹的手帕，专用来吐痰。他咳的厉害，每一次吐痰都艰辛万分，就像是做了手术一样，每次都如此。最终还是把所有人都给吵醒了，看门的先生说他们该离开了，他们就起身离去。

辛苦守了一夜，每个人的脸上都像带着一抹青灰，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在离开的时候都跟我握手告别，仿佛经过这一夜短暂又沉默的相处，我们变得分外亲近了。

我累坏了。看门生生带我去房间洗漱，还喝了一杯可口的牛奶咖啡。出门看到，马朗戈高高的山峦之上，太阳早就高挂着，大海被这些山分开，红霞满天；湿润又带一些咸味的海风，从山的另一侧吹了过来。看来，今天是个晴天不错。有多久没来乡间了，若不是因为母亲，在乡间散步也当是美好的一件事。

我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等着，泥土的芳香使我清醒。这时我的同事们都上班了罢，只有我在这苦等着。眼前的事我想了又想，房屋内的钟声让我心神涣散。片刻失神，待清醒时，窗内已恢复了平静。太阳又爬得更高了，我的双腿被晒得发烫。跨越而来的他没人告诉我，院长要见我。在院长办公室，我依照他的要求将我的名字签在了几张纸上。

院长穿着条纹长裤，还有一袭黑色比西装正式，又有宗教色彩的礼服。他一手拨着电话，一手询问着我:“请问在盖棺之前，您是否还想见您母亲最后一面？殡仪馆的人早就等着了。”我回答不用。于是他便低声命令电话那边的人:“菲雅克，告诉他们能盖棺了。”之后院长又跟我说，他也会出席葬礼，我对此表示感谢。他叉开小腿，坐在办公室后，告诉我:送葬的只有女护士和我们两个；按照规矩，养老院的所有老人都只能守灵，不能参加葬礼。

他还说:“这个问题隶属人道主义的范畴。”可这一回，它允许母亲的密友托马斯·贝雷斯为母亲送葬。说道这，院长先生微微一笑，说:“您也清楚，您的母亲和他形影相伴，有些孩子气的友情却是真挚的。”这里总有人和他们开玩笑，说您母亲是她未婚妻，每次听到这些玩笑话，贝雷斯都会微笑，他们都为此感到高兴。您母亲过世后她十分伤心，我觉得应该破例一次。可昨晚他没被派遣去守灵，是因为保健医生不赞成他这样做。”

我们沉默，对视良久。院长起身看向窗外，像是发现了什么，转过头来告诉我，说:“本地的神甫先生要到了，来得倒是早很多。”按照院长先生说的，从这里到村子的教堂步行至少要45分钟。

我们一起下楼。神府先生正带着两个唱诗班的孩子在房前等待。他弯着腰，在帮其中一个孩子调整手上香炉银色链条的长度。瞥见了我们，他便站直了身子，他称我叫“吾之子”，和我闲聊几句，便起身进屋。

我只一眼，就看见了早已拧紧的螺丝的棺木。还有棺木旁站着的四个黑衣人，我也看得一清二楚。院长在这时通知我说，柩车已经等候在路边多时了。神府先生的祷告也已经开始，在这一刻，一切事物都迅速进行。黑衣人将一条毯子盖在棺木上，我和院长先生、神甫先生以及唱诗班的孩子们相继走出。

彼时，一位陌生的老太站在门口，院长把我介绍给这位老她:“这位便是默尔索先生。”这位老太是护士代表，至于名字是什么，我并没有听清楚。在这之后，我们迅速站成了一排，跟在抬棺人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出了养老院。一辆形似长方形文具盒的送葬车停靠在大门口，车身被油漆涂得锃亮。有一位矮个子的，衣着风趣却言行有些过分的老人，和司仪一起站在车边。我恍然大悟，这位就是托马斯·贝雷斯。棺木经过他身边时，他脱下了头上的宽边圆顶软毡帽，短暂行礼。他的裤子很长，甚至能抵到鞋面，他的领带却小的可怜，黑色的领带和他敞宽的衬衫领口显得格格不入。他的鼻子布满了黑色斑点，他的嘴唇也一直抖个不停，满头是又细又柔的白色发型，耳朵耷拉着布满血红的颜色，耳朵扭曲的怪异，正衬托着他那惨白的面庞，越看越瘆人，看着他让我很不舒服。

在司仪的安排下，我们立正站好。前面是神甫，然后才是柩车，车旁则是那四个黑衣人，车后是我和院长，最后的才是贝雷斯和护士代表。

艳阳高照，温度迅速升高，大地也跟着挥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耽误这么久。身上的衣服是深色的，衣服吸热，让我越来越燥热。小老头本戴好帽子也跟着摘了下来。院长又跟我讲起他来，我偷偷撇了一下那个小老头。院长告诉我，贝雷斯先生和我的母亲时常在黄昏的时候，在护士的陪同下一起散步，直至村中。我查看了一下四周，就是他所说的小村，在各种颜色相交织的田野里，有着成排的柏树，蜿蜒不断指向山岭，山岭仿佛远在天边；近处却屹立着寥寥几座房屋，错落别致。看到这样的景致，我稍微有些理解母亲了。黄昏时分，这样的景致令人何其伤感。但今日大地在阳光肆意烘烤之下不停颤抖，那般冷漠与寡情，任谁也无法忍受。

我们就这样启程。在这个时候我才发觉，托马斯原是个瘸子。车的速度渐渐升高，小老头被甩开，一个被落下的黑衣人同我肩并肩行。我很诧异，怎么太阳升得如此迅速吗？缓过神来，整片的田野，早已被鸣虫的聒噪与草叶的声音所掩埋。由于没有戴帽子，能给汗颜的我扇风的只剩手帕。殡仪馆的那位似乎和我说了什么，天太热了，我没留神听。这时鸭舌帽的帽檐被他用右手用力向上顶了一下，左手拿着手帕则用来擦拭额头。“如何？”我询问道。“晒麻了呀！”他用手指了几天，如此回答。“确实如此。”我附和道。不久，他又问我:“里面的是您母亲吗？”“不错。”我说。他又问:“是老了吗？”“就这样的岁数。”因为我并不知道我的母亲具体岁数。他也不再问话，我转过身子看了看身后50米外的托马斯先生。他晃动着手上的帽子，着急忙慌的往前走。再看院长先生，他郑重其事地迈着步子，一丝不苟地，偶尔额头上冒汗，却也不曾擦拭。

我觉得众人行径的速度仍在加快。阳光烘烤下的四散的田野灿然自若，只是天空有些刺眼。有一段时间我们经过一条刚修葺完的公路，柏油路因被烈日暴晒而膨胀，油亮的路面每踩下去一步都会留下一道裂口。车夫坐在车顶上，熟皮的帽子仿佛从油泥中鞣制出来的。头顶是蓝天白云，略显单调。粘稠满是裂痕的柏油路面，是黑色的，颓然的人们的衣着也是黑色的，柩车的颜色也是油亮乌黑的，我站在此处，不觉感到头晕目眩。等我再回头，已然在蒸腾的热浪中看到了被落下很远的托马斯先生，直到他消失在我眼中。我四处搜寻，只见他从倾斜地田野中穿过，绕过前方大路的拐角处。证明他对当地的地形非常了解，他为了追赶我们，选择了捷径。果不其然，在拐弯处我们被他追上了。他再次选择超近道，穿梭在田野中，循环往复；而我正常前进时，却总觉得气血上涌。

接下来的一切都迅速的进行着，没有什么特别的，故而我也没记住什么，只是依稀记得：护士代表，以一种抑扬顿挫又沉闷、颤抖的奇特腔调，在村口同我交谈，语气和面庞并不协调，她说：“行动迟缓是会中暑的；但行动太迅速会满身是汗，进教堂一吹风就还会感冒。”这是真理。来回徘徊又不知所措。

除此之外，那一天的人有几个我还留有印象。譬如在村口时，托雷斯先生又追上了我们，他神情激动却也伤心，满脸都是泪水，可却因为他满脸的皱纹泪水镜无法下落。时而散开时而聚集的泪水，11层水光衬托着他的伤心、扭曲的脸。

另外还有开满墓地的红艳艳的天蓝葵，有路旁的村民和教堂，有散了架的木偶搬晕倒的贝雷兹先生，还有撒在母亲棺木上的红泥、白颜色的掺杂在泥土中的树枝类的，更有人群有村庄、有喧嚣、有马达的轰鸣，有静默在咖啡店里的岁月光华，有并入阿尔及尔闹市的汽车，以及能上床酣睡12个钟的我的欢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