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泰昌元年的内阁争端50（1 / 2）

“再退一步讲，人进了诏狱，那能不能放出来，就不是交不交‘赃款’能决定的，即使凑足银两，那也不能保证厂卫能把人安然无恙地放出诏狱。”

吴夫人接着举例道，“东林六君子入狱时，九千岁给他们六个人定下的受贿数目是，杨涟两万两、左光斗两万两、周朝瑞一万两、袁化中六千两、顾大章四万两、魏大中三千两。”

“这六人中，除了杨涟和顾大章实在是交不出银子外，其余五人都能靠变卖家产凑足数目，周朝瑞和袁化中是因家境优渥，亲戚家人齐心协力，一下子就把银子给交了。”

“左光斗是因曾在天启元年领直隶屯田事，在华北大修水利，流惠于民，让北方人种上了水稻，他的家乡桐城和北直隶的百姓纷纷捐资相助，才替他把这笔银子给交上。”

“魏大中是靠他儿子魏学伊，魏学伊在魏大中入狱之后多方奔走，好不容易借得三千两，没想到交完之后，九千岁不放人，又给魏大中加了三百两，魏学伊只得在浙江借贷乞讨，这才把钱还清。”

“杨涟和顾大章家就比较悲惨了，据说杨涟全家家产都不足千两，缇骑到家抓捕时已诈走不少，杨涟入狱后，家人将家产全部变卖，也远不能凑足两万之数。”

“住宅卖掉之后，杨涟的老母妻子无处安身，只好住在破庙，靠两个儿子沿街乞讨度日，虽有知情之人同情他们，纷纷解囊相助，仍无法凑足两万之数。”

“顾大章和杨涟情况一样，他的‘赃银’数目最大，家人被逼将房屋田地全部变卖后，也无法凑足四万两之数，只能也过着破庙栖身、沿街乞讨的生活。”

“如果交了钱就能出狱，那这笔买卖也还算公道，可是关键在于，在六人没交钱之前，缇骑对他们是五日一追比，每次严刑交加，催其交纳，打得六人是死去活来。”

“而一旦‘赃银’缴纳完毕后，这六人的死期却跟着就到了，就譬如说袁化中吧，他是六人中受刑最少的，因他平时就体弱多病，每次交银都比别人多，可尽管如此，袁化中最后还是被诏狱里的番子亲手害死了。”

“由此可见，这诏狱本来就是有进无出的，这一回周顺昌等人恐怕跟杨涟他们也是一样的结局，所以他们七人定罪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他们自己也知道会是那样的结果，故而便先行自首，以免祸及家人。”

田秀英一下子明白了，魏忠贤最大的破坏力就在于利用司法手段来搞钱。

其实，魏忠贤这种手段与李自成的“拷饷”并无不同，但由于二人的拷问对象不同，造成了后世对二人评价上的天差地别。

依照天启四年后东林党的遭遇来看，东厂番子来抓你说你是贪污腐败，那你最好真的贪污腐败。

只要交了钱，或者按照东厂的指示配合咬人都不会吃什么苦头。

如果真有一个贪官被东厂抓了，也乖乖交了钱，虽然获罪，但起码能保得家族富贵，不会贻祸子孙。

而问题就在于，魏忠贤为了党争而打击的那些东林党人中，有一部分还真是没贪污腐败。

他们纵使是倾家荡产，也是绝对凑不出魏忠贤给他们规定的“赃款”数额的。

再加上东林党讲士气风骨，对着严刑拷打誓死不屈，所以这些清官一入诏狱，其处境竟然比贪官还要悲惨。

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在大明当贪官，竟然比当清官的退路更多。

故而魏忠贤越是努力得从被拘捕官员手中榨钱，大明的贪官为了那一线“可以拿钱买命”的生机就越是肆无忌惮。

从杨涟和左光斗的下场来看，有钱好歹还可以缓一口气，没钱则是必死无疑了。

于是到了李自成进京的时候，大明上下已是全员恶人，无官不贪，腐败到了骨子里了。

田秀英静静地思忖了一会儿，开口道，“不过细细想来，此事也并非全无斡旋余地，就譬如黄尊素要效仿杨一清诛刘瑾故事这一说吧，这一传言乍听上去相当唬人，实则却有许多漏洞。”

“黄尊素在去年三月就已经被革职为民，而我朝惯例，这民见官，须得跪拜行礼，李实虽是内廷的奴婢，但他去了苏杭织造，就是朝廷外放差遣的命官，以黄尊素的耿介脾性，他又岂能忍得对李实一拜三叩？”

“再者，既然苏杭织造太监一职是不可多得的肥缺，想来李实在内廷也算是根基稳固，因周起元之故，他与东林党又素不亲近，如何会与黄尊素联合起来谋害九千岁呢？”

吴夫人温柔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丝毫没有责怪田秀英多言的意思，只是笑道，“你脑筋倒是转得快！听说九千岁先前传闻，也是半信半疑，直到派人询问了家在乌程的刑部左侍郎沈演，这才不得不信了这则消息。”

田秀英听到“乌程”二字时微微一怔，尔后才渐渐反应过来。

“乌程”乃是湖州的古称，但是现代的湖州市只是包含了乌程，并不能精确等于乌程。

明朝的乌程县大约位于现代湖州市的南浔古镇，地处江浙两省交界处，据湖州历代志书载，因其古时当地居住有善酿美酒的乌巾、程林两家而得名。

现代人或许会下意识地觉得乌程跟苏州距离很远，那是因为湖州跟苏州被人为地归入了两个不同的省份，现代的基础设施，譬如公共交通、电信网络、教育院校又不断地增强这种地理观念。

而实际上在古代，官方的行政区划并不能产生现代这样强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古代土著眼中，浙江布政司和南直隶并不像现代的浙江省和江苏省这样边界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