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无私奉献（1 / 2）

在施星灿夫妇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抚育下，他们的女儿施继革象一朵美丽的向阳花，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雨露阳光，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有了孩子，施星灿精神上得到极大安抚和慰藉；有了孩子，更增添了他投入工作的百倍信心和热情；有了孩子，使施星灿忘记了什么是艰难困苦，什么是酸甜苦辣。他了却了一直悬挂在心头的后顾之忧，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忘我的税收工作中，坚守平凡岗位，扎根山区写风流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与牢固。

1973年底，因工作成绩突出，45岁的施星灿告别了工作和生活了八年的文斗公社，被调到利川县城关区财政所任所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他一干又是七年。城关区虽然靠近县城，但其周围仍然是高山峡谷，交通不便。而当时的财税工作除了收税外，更重要的是培植税源。根据城关区既有高山、又有平坝的综合区位情况，施星灿经过调研，主动向区里提出“高山发展烟叶，平坝发展果园”的税源建设思路，得到了区委的充分肯定。时任城关区高官的陈佐武在大会上表态，鉴于工作需要，准备给全区的财税干部发胶靴、电筒、斗笠和蓑衣，搞一次“特殊化”，支持他们去乡村开展“支帮促”活动。

接受任务后，施星灿带领所里一帮人制定了“支帮促”活动开展思路：首先选定地方比较偏僻，条件比较差的村作为职系村，帮助其班子成员开拓思想，通过选择合适的项目让农民增加收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村增收。其次，在村里开展“扶贫帮困，纯洁党性，学雷锋、献爱心、访民情”活动，解决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以此带动更多人增加收入。另外，确定每个干部联系一个村，了解村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每月与农民至少进行一次沟通，了解联系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适时推广重点项目烟叶和果园。

为了在山上发展烟叶，施星灿不顾劳苦，勤于奔忙。无论是在白雪皑皑的车罗洞，在春寒料峭的铁炉寨，还是在暴雨如注的青龙嘴，在秋风萧瑟的武陵村，到处都留下了他深入千家万户的足迹和佝偻蹒跚的背影。

武陵村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拿不出资金买烟叶种子，施星灿自己掏钱为农民买种子，并手把手教农民种植和烤制烟叶，经过紧张的学习，农民很快掌握了技术。当年，农民通过种植烟叶收入增加，全村人生活有了盼头。

卖完最后一房烟，村主任拉住施星灿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施所长，你开始叫我们种烟叶时我们一直很犹豫，怕技术不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你们政府工作人员太负责了，教会我们种烟和烤烟技术，我们村里今年赚到了钱，明年我们还要种烟，争取早点富起来，不然对不起你们工作人员，对不起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关心!太谢谢你啦!”

施星灿高兴地告诉村主任：“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你们生活好了，我们也高兴!”施星灿的同事为他算了一笔账，在基层财税所工作的14年里，他每月至少要走450公里山路，一年就是5400多公里，14年就是7.5万公里，相当于走了6个长征的路程，这是何等的惊人。

到1974年春夏，城关区的烟叶面积净增加500多亩，当年就增税20万元。这20万元，在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在经济还十分不发达的30多年前，无疑算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这可抵得上当时全区干部好几个月的工资啊！

高山发展烤烟成功，平地上的果园推广，施星灿同样费尽心血。

利川城区，属二高山，是丘陵盆地，同时也是一块美丽的风水宝地:金字山矗东，齐岳山障西，甘溪山临南，官山列北，穿城的清江蜿蜒如带，地势平旷，城区海拔1080米，气候凉爽。现在已成为避暑、休闲、旅游、娱乐、购物的好去处，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却商业不振，经济贫乏，市容简陋，生活贫困。

施星灿当上财税所长后，心里时常牵挂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为让农民早日摘掉穷帽子，施星灿殚精竭虑，想千方、设百计为农民谋划发展思路，经与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并经政府同意，决定及早利用利川盆地地势平坦的优势，率先发展果园。

为了能在平坝推广发展果园，首先得消除农民的顾虑。施星灿便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那时候，利川城区周围有点平坝的地方都是产粮区，人们传统的思想就是种水稻，吃大米，没有发展多种经济的意识。长期以来，老百姓穷，生产队穷，区财政更穷。为了摘掉大家的穷帽子，施星灿带领全所干部职工给大队干部做思想工作，给生产队社员算经济账，算种水稻和栽果树收入的比较账。这样日复一日的宣传开导，终于使社员们心服口服，承认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比种水稻强。

龙潭村村民吴常爱至今还记得39年前的那个冬天，施星灿头戴褪色军帽、身穿褪色军装、肩挎褪色军包天天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整整一个冬天下来，全区梨园面积发展到了1000多亩，功夫不负苦心人。老百姓的粮袋子不愁东西装了，可施星灿的一双手却全部开了“冰口”，一双脚也长满了冻疮。妻子周秀兰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一边给他贴膏药，一边噙着泪水说：“单位发的手套、皮鞋呀，怎么不戴起、穿起呢?四五十岁的人了，工作是大家的，身体可是自己的呀!像你这么憨做，就是铁打的身体也撑不住呀!”施星灿听后总是笑呵呵地说：“你放心，我的身体硬得很，这点苦和当兵的时候比真算不了什么!”

曾在大塘公社任党高官的利川市政协原副主席牟金玉说，施星灿始终保持军人作风，办事雷厉风行，工作总是挑最难的干，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从不打折扣。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后来，龙潭村的梨园面积在高峰时发展到了15000多亩。农村虽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土被分到一家一户，这些梨园仍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鲜梨收入最高纪录曾高达6000多万元！正是施星灿他们这样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利川的税源建设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1年，全市财税收入达到11.5亿元，是1980年的83倍，1966年的550倍，利川一跃而成为了全省的国税十强县市。

如今，利川市凉雾乡三角桩小学的图书室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许多书本上都写着施星灿的名字，印着施星灿的印章，原来这些书都是施星灿捐献给学校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常常问三角桩小学教师欧迪才，施星灿是谁？这时，欧迪才就会慢慢为他们讲起一些关于施星灿的故事。

30年前，车罗是凉雾区的一个小乡，欧迪才家就在乡政府隔壁，欧迪才爷爷是乡政府的秘书，因此他的一些同事常常到欧迪才家来歇息。

车罗海拔1400多米，一到冬天北风怒吼，冰雪遍地。有年冬天深夜，欧迪才睡得正香，突然被爷爷一阵急促的声音叫醒：“迪才，迪才，快起床，把火烧好。”天气冷，穿得少，况且又是深夜，欧迪才极不情愿地爬起了床。来到堂屋，就看到爷爷在帮另一个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用力拍打身上的积雪和鸡蛋大的冰块，并问他：“你去哪里了，怎么搞到这个时候啊？”“我去武陵大队了，乡政府决定明年在那里发展烟叶，我组织开完群众会后，又去了几个小队长家做动员工作。”爷爷告诉欧迪才，他是乡里新来的干部，要喊他施伯伯。

欧迪才心里琢磨着，武陵离我们家有20多里，是一处比我们这里环境更恶劣的老高山，一路是悬崖峭壁，山陡路险，加上又是冰天雪地，欧迪才心里不由自主地打颤。欧迪才迅速把火烧燃，把水温上，帮施伯伯揉搓裤脚上的冰凌。那晚，施星灿和欧迪才在一张床上睡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他就早早地走了。

从那以后，施星灿常常来欧迪才家，欧迪才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偶尔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向欧迪才讲述北平解放和抗美援朝的故事，欧迪才就会被那些战场上的惊险情节所吸引，而每次这样的时候，他就会话锋一转，告诉欧迪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把家乡建设好。”也每当在这时，他就会提出一些毛主席语录来让小伙子们背诵，欧迪才记不住的，他就会教几遍，甚至用粉笔写在墙上。

施星灿在车罗的时间长了，关于他的故事也多了起来。

利川当时的财税干部每个人负责很大一片区域，但一年的税收也就是几千元，多的才上万元，因此财税工作人员要一分一粒地去抓税收。40多岁的施星灿常常要走上近20公里的山路，到自己所负责管理的偏远乡村收税，即使只收一块钱，他也从不放弃。

1976年冬，武陵大队有一个农民叫杨英鸿，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老高山上，他自认为没有干部会去那里收税，就偷偷杀了年猪，划算着逃过一块五毛钱的屠宰税。

可这事还是让施星灿知道了。他从大塘财税所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走了近五十里山路，来到杨英鸿家，要他补缴税款。可杨鸿英说，家里没有钱，你过段时间再来吧。杨英鸣打发走了施星灿，以为他再不会为了一块五角钱，大老远地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