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春秋人（四）69（2 / 2）

辞令中先先历数郑国对晋国的忠诚，阐明立场；继而强调郑国顺服楚国是不得已，从而做出“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的结论，暗中指责晋国无力保护郑国。然后又利用晋楚对立的矛盾，在表示顺晋的同时，回击晋国的无理谴责，理直气壮地声明，晋国逼人太甚的话，郑国将拼死一战。文中重于用事实说话，做到有理有节，柔中有刚，攻守严密，使对方无懈可击，是《左传》中理辞俱胜的篇章之一。

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

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

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

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

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

但晋郑友好关系也未维持多久，三年之后，郑国倒向楚国，与楚国结成了联盟。

原因是赵盾的外交政策不给力，让郑君感到不信服。可以略举二事例分析一下。

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与楚庄王结成了联盟。

中原国家郑国倒向楚国这一方，对晋国而言可不是好兆头，以赵盾为首的晋国领导班子得反思反思他们的外交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