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浮生_分节阅读_第1373节（1 / 2）

　　“新钱，一圆当两缗。”

　　“那就是两百万了。”邵树德说道。

　　除陌钱类似于交易税，唐代的老税种了。按照不同品类的货物，实行不同的税率，从2%、3%到30%不等。

　　市舶司辖下的坊市有除陌钱，地方上的坊市当然也有除陌钱。

　　这一块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全国已经建立了大概百余个集中交易的坊市，每年可收除陌钱一百六十余万银元，换算成铜钱，就是三百二三十万。加上海关那块，除陌钱已经是商税第二大来源，总计五百多万。

　　这五百多万缗的收入，以前都是在坊市就地采购各类物资，支持朝廷及军队的各项开销，只存在于账面上。

　　但账面上的钱也是钱，除陌钱、关税加上榷税，这三大类加起来已经突破一千八百万，相当不少了。

　　唐宪宗元和中兴后，唐廷财政收入一年也就三四千万贯石——含粮食，所以用“贯石”统计——其中商税鼎盛时接近一半的样子。

　　其实，安史之乱后，在巨大的军费压力下，唐廷在商税方面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很多税种是开历史之先河——拿商人开刀，总比直接拿官员贵族开刀容易一些，毕竟拐着弯隔了一层。

　　这个时候，邵树德也有点怀念第五琦、刘晏、杨炎三位理财专家。

　　他们是真的会搞钱，当然也走了不少弯路，第五琦因为推出“什一税”而大受抨击，唐代宗不得不大赦天下，宣布废除。

　　刘晏、杨炎都死于非命……

　　唐德宗一会被逼得跑路，一会下罪己诏，十分狼狈。

　　但他在把神策军交给太监后，公卿官员们反倒拿他没办法了，得以咬着牙维护了财政改革成果，至今已一百四十年，两税法已经难以撼动——当然，太监掌握神策军后，朝官固然是一盘菜，皇帝却也成了菜，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全国市舶司关税、坊市除陌钱加起来七百余万，印花税六十余万……”邵树德轻轻念着。

　　印花税同样是在坊市内征收，税率很低，且并不强制，只有对对方的信誉不放心，需要官府背书的时候，交易双方才有可能缴纳印花税。

　　“这里——”邵树德看到后面，指着“过税”这一条，说道：“你建议取消过税，理由是什么？”

　　“阿爷，过税其实是老黄历了。前唐有上中下共计26关，过关需交过税。藩镇割据后，节度使私设税卡，收取过税。阿爷在灵夏时，取消内部过税，明令只有出入本镇才需缴纳过税。呃，当时好像叫关税。”邵观诚说道：“大夏开国后，老藩镇之间存在很多税卡，并未裁撤，仍然在收取过税，商徒们怨声载道，纷纷盼望裁撤之。”

　　邵树德沉吟了一会。

　　过税的性质，在后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税种与之类似，曰“厘金”。

　　当然，厘金更离谱，不光货物产地收，出户也收，出山还收，在路上运输时，我再收，到目的地销售时，我继续收……

　　其实相当于唐代过税、住税的综合体，但更“苛暴”——所谓住税，指的是坐地商家缴纳的税，有点类似营业税，过税则更像“过路费”。

　　“裁撤旧关卡可以，但不能全部裁撤。”邵树德说道：“过税的用处大着呢，修一等国道用得上。”

　　呃，这话其实是自欺欺人。

　　夏朝一年收过税几百万，没有一文钱用来修路好吗，全部被挪用了。至于一等国道的修建，邵贼完全是在白嫖民力。

　　“收过税的关卡确实太多了，但按前唐26关的标准来收，又太少了。”邵树德又道：“你们再议一议，确定哪些水陆关卡需要收过税，哪些不需要，最后报上来。至于你提到的减免住税一事，税率可适当调降，但不能太多。我给个大致的数目，过税、住税两者相加，一年要收到至少四百万。具体如何调整，你们看着办。”

　　财政改革，不仅仅是改革制度，税负也要降的，哪怕意思意思。

　　在榷税那里，邵树德取消了很多税种，年减税三十多万缗。

　　过税、住税这边，适当让一下利，再减免一部分，反正现在国朝开支也少了，确实可以让百姓松一口气了。

　　“儿明白了。”邵观诚应道。

　　“剩下的都是小税、杂税，阿爷就不多过问了，你们看着办。”邵树德合上奏疏，道：“田税、商税两大类之外，就剩诸钱监了……”

第028章 税制改革之四

　　一直到六月底，邵树德才等到了有关钱监的全套资料。

　　没办法，他要求太高，必须把最新的数据也统计出来，因此政事堂诸位宰相派五百里加急信使前往云南、辽东、安西等地，将所有已开发或今年即将开发的金银铜矿统计完善，并估算了一个初始产量，最后由中书侍郎赵光逢、工部侍郎韩建、新任少府监储慎平三人亲自前来汇报。

　　钱监，顾名思义铸钱的机构，直属上级是少府。

　　钱是不能私铸的，《夏律》明文规定：“盗铸者死，家口籍没。”

　　“作具已备，未铸者，徙三年。”

　　“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徙二年。”

　　在唐朝那会，李渊曾给皇子赐炉，允许他们铸钱，用以酬功。邵树德印象中是赐给了两个皇子，其中一个是李世民。

　　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好在唐朝统治者非常清醒，此后一直没有，直到唐玄宗晚年赐炉给安禄山，允许他私自铸钱。

　　武德四年（621），唐廷于洛阳、太原、成都、幽州四地设钱监铸钱，两年后，增设桂林钱监。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已有11个钱监、99个铸钱炉。至唐末，数量稍有增加，铸钱炉百余。

　　大夏现有钱监27处、铸钱炉二百余，最大一处位于河东道的绛州，年铸钱九万多缗。

　　不过，近年来，原渤海国中京显德府、现大夏显州铜山钱监异军突起，从一开始年铸钱数千缗，快速增长到四万多缗。在去年，因为发现了几处新矿，铸钱量一下子暴增至六万余缗，增速十分惊人，大有取代绛州钱监的意思。

　　排名第三的原本是岷州钱监，年铸钱三万余缗，但去年直接被云南道大理府的钱监超越，排到了第四。随着云南铜矿的陆续开发，预计岷州钱监的排名还要进一步下降。

　　铸钱，其实一直是朝廷的重要收入。而且，对于一个健康的经济体而言，如果经济总量增加了，你也要在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货币，不然会造成通货紧缩，损害经济。严重的话，会造成物价大跌，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动摇社会根基。

　　“一年铸钱六十余万缗、银元二十四万枚，合计百万。”邵树德看完数据后，说道：“不过，朕有一惑，不得不问。唐时铜产量几何，今时几何？”

　　“陛下。唐代产铜最多一年，当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当年铸钱32万7000缗。”少府监储慎平答道：“艰难以后，许多铜矿因战乱废弃，铸钱量逐步下降……”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铸钱13.5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