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一世（上）209

　　1949 年 6 月，钟欣愉又收到上海的来信。

　　沈有琪在信里告诉她，外滩中银大楼四层礼堂开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的消息。

　　当时台上站着一排军代表，其中之一就是秦未平。

　　有琪说，大家看到他，全都惊得下巴掉下来。昨天还是京沪特派员，西装革履，陪着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今天换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说是解放军的代表。

　　所有人都没想到，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行里中共党支部的人，事先也不知情。台下坐着中行在上海的千余名职员，大概只有她最早猜到了一点端倪。

　　钟欣愉读着信，静静笑起来，可以想象有琪脸上忽然参透了一切的表情，也好奇从前财政部里的那些同僚听说这件事之后，又会作何感想。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接收当天的照片。

　　果然如沈有琪所说，秦未平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而且还是旧的，与他从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但叫钟欣愉意外的却是接收代表里的另一位，竟也是熟面孔，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过，是当地建业银行的龚经理。

　　原来，还不止老秦，她在心里说，又一次想起那句话，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他们哪怕彼此隔绝，互相不知道，但他们一直都在。

　　除了接收大会，有琪还在信里提到收兑金圆券的事。

　　旧币停止流通的消息已经宣布，以最小面额 10 万元兑换人民币 1 元的比率，收回销毁。

　　但上海人都被纸钞搞怕了，还是一贯的办法，钱拿到手，赶紧去买东西，或者换成银元。新钞早上发出去，在外面转一圈，夜里又回到银行。黑市上的比价一天天走低，渐渐传出一种说法，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但人民币不行。

　　可所有人也都没想到，共产党居然调了足够的银元到上海，想兑多少都有，银行又一次通宵办公，一直兑到没人想兑为止。就这样，共产党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

　　不久之后，钟欣愉在香港分行看到新钞。

　　新钞上印着发钞行的名字——中国人民银行，据说是由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的。她还记得在重庆看到过的那些土纸印刷的边区币，那上面就曾有这些银行的名字。

　　还有印刷的年份——1948，也就是说，早在渡过长江之前，第一套人民币已经印出来了。

　　她不禁觉得，这一次真的是不同的。没有人再说什么时间紧迫，什么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知道金融是一国之本的道理，每一步都经过了缜密的计划。

　　紧接着的那几个月，蒋政府败退，飞往台湾，临走抢运了中央、中国两行国库里的黄金和美钞。

　　那几年，中行香港分行的业务做得很好，资产已经有港币六千多万，自然也被他们打算好了，电报一封封地追过来，下令郑经理立即停业清算，带着所有行产赴台。

　　但郑经理没有回复，只作不知。隔了一阵，那边干脆派了代表过来商谈。

　　郑经理推搪，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到后来，行里收到夹了刀片的匿名信，罗便臣道宿舍门口有陌生人守着，看见行员出来，就一路跟在后面。

　　这作派和手法，钟欣愉是熟悉的，她一直知道香港也有军统的站点。

　　形势到了这个地步，郑经理干脆关照家里人放了消息出去，说他突发急病，住进了英国人的医院。其实却在办公室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锁着门，通过电话办公，召集董事开会，抢着时间把行里的钱散出去。

　　全行上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实情，钟欣愉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最不惹眼的一个。

　　在别人眼中，她是个三十好几岁的女人，有家有口，还大着肚子，每天由先生开着车接送上下班。但他们不知道，她其实是在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先是筹建中行大厦，在中环德辅道买下一块地皮，立即与打样行签好设计和建筑合同，建材、设备一样样采购起来，全部用的现金。

　　行里剩余的资金即刻放贷给在港的中资企业，其中最多的，就是内战那几年设备原料滞留，借机开起来的纺织工厂，这时候已经发展到了 100 万枚纱锭的规模。

　　那一阵，她白天在银行上班，夜里和林翼出去交际，打牌，吃饭，跳舞。去见侨领，见那些在香港开厂的华商，聘律师，起文书，外面人看着，也只当是她陪着先生谈书画方面的生意。

　　等到全部办妥，郑经理的“病”才好了，出来见台湾派来的代表，把地契、合同、账册，全套摊在桌上，实话实说，钱都花完了，行里账上没现金。此时非要他去台湾，便是一系列的官司，牵连到的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利益，港英当局大概第一个不答应。代表也知道没有办法，只得作罢，离开香港回台湾去了。

　　这件事过后不久，钟欣愉便进了医院，第二次分娩。这回是个女孩，起名阿时。

　　休完产假，她再回去上班。行里人都知道了，说你先生怎么同意的太冒风险了。

　　她只是笑着，说自己其实也就跑了几趟腿，实在不算什么。

　　同事以为她不懂，给她解释，说虽然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但本地也是有帮派的，什么都能搞到。你们这么做，其实就是在赌台湾方面敢不敢公然下手。

　　但她仍旧笑着，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并非轻描淡写，而是她真的这样想。与她和林翼曾经的经历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而且，她越来越觉得，这其实就是秦未平安排她到这里来的原因。

　　不止一个两个，香港也有。

　　1950 年 1 月，英国政府承认了新中国。

　　也是在那个月，中行香港分行通电全国，宣布接受北京总行的管理。

　　紧随其后的，是中行在东南亚各国的分行与办事处，缅甸、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其他十几家中资银行，也都发表了起义通电，声明保护行产，听候人民政府的接管。

　　同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美国对中国实行金融封锁，财产冻结，物资禁运。从那时起，这些散落在海外的机构便成了中国进行国际间资金划转的唯一途径，仿佛哨站。

　　也许还是那句话，不止一个两个，而是在每一处。

　　1951 年初，中环德辅道上的中国银行大厦落成，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

　　那一年，香港分行的职员不满百人，只占了两个楼面。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中国保险、中国外贸、中国航运在香港的办事处，也全都迁进了这座楼里。

　　钟欣愉分在七楼，做外贸融资，结算，也做侨汇，最要紧的就是想办法绕开封锁和禁运，把钱、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弄进来。

　　此后两年，朝鲜半岛上打仗，香港也乱了一阵。到处都在传，此地的局势或许也会有变。许多人移民出去，地价跟着往下跌。

　　林翼却在用书画生意上赚到的钱买楼，石阶路，荷里活道，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买过去。

　　刚开始有人看笑话，说这下肯定套住了，血本无归。等到仗打完，局势逐渐稳定，地价重新涨起来，又都说他运道好，眼光好。

　　只有他们俩自己知道，这其实无关眼光，只是因为他们把此地当作家园，好或者坏，都是这里了。

　　那时，钟欣愉已经四十多岁，孩子们也都渐渐长大。

　　有人问，林太你为什么还要出来做事呢

　　她只是笑，说我先生总在家，我要是不出来，每天大眼瞪小眼地肯定要吵架。

　　话虽然这么讲，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形影不离的两个人。

　　他们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去皇后戏院看电影，告罗士打餐厅吃饭，半岛酒店跳舞，又或者只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静静地坐在灯下，修同一幅画，写同一幅字。直到她烦了，喂水果给他吃。他捉住她的手骂她，说你当心弄到画上了，却又轻吮她的手指。

　　给孩子看见，总要做鬼脸。就连小金，那时候已经是老金了，都嫌他们腻歪，偏要从两人中间挤过去。

　　轮到她休假，他们便出去旅行。

　　有一年，去的是日本。是她提出来的，当时从香港坐飞机过去已经很容易。

　　他们去了东京，又到川崎市。但明治大学里的第九研究所早已经被美军接收，不能靠近。据说，美国人对所有特殊研究都很感兴趣，常常用免除刑期为条件，交换相关的资料。她不知道鹤原是否还在监狱里。

　　恰如香港当时在搞的索赔，有人收集了民间几千万的军用票，要求日本政府按价回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大战结束十年，银座的马路上还有轰炸之后未建的荒地，但当时的那段经历仿佛已经被掩埋了。

　　那天夜里，他们回到旅馆。

　　关了灯睡下去，她靠着他问：“那时候到底怎么样”

　　而他不语，抱了她许久，才对她说：“欣愉，我很想你，我真的很想你……”

　　她只觉好笑，因为他们分明一直在一起，转而却又动容，是因为懂了他的意思，这便是他当时唯一的念头。

　　回到香港，生活继续。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德辅道中行大厦已经成了她工作过最久的地方，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家人的照片摆出一张又一张。

　　阿渡大学毕业，去了英国读艺术管理。这是在同风轩里发掘出来的兴趣，但她自觉没有做艺术家的天分，还是做个艺术商人更合适。

　　拿到学位之后，她留在那里的拍卖行工作。第二年写信回来，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竟是她和秦未平的合影。

　　我又见到秦伯伯了！阿渡在信里写，字里行间都透着兴奋。

　　照片里的秦未平看起来瘦了些，两鬓染了霜色，又换上了曾经穿惯了的三件套西装，去伦敦是因为一次贸易上的会谈。

　　钟欣愉读着，只觉恍惚。他做贸易，她做外汇，哪怕是这样两个关系紧密的工作，她也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又过了几年，在行里看到北京来的报纸，上面登着他的讣告。她一瞬便泪涌，想他不过 60 岁而已。报上说是因为脑溢血，也许就是过去偏头痛的毛病。

　　那时，已跨入 1960 年代。中行的海外机构大多关闭，最后只剩下伦敦、香港、新加坡三个地方。郑经理也退休了，临走之前，全体职员在分行门口与他一起合影留念，就好像告别了一个时代。